劳伦斯-克莱因：中国经济并没有过热

　　198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富兰克林教授

　　86岁的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 lein)已经有点步履蹒跚，在走上由国家会计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的企业家高层论坛的讲台时还趔趄了一下，让人有点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但一旦他开口说话，他清晰的思维和犀利的观点便会提醒大家，他的头脑依旧年轻，并对当今的世界经济的热点问题依然保持着密切关注。

　　这位198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计量经济学之父”。1980年恰好也是他首次访华的一年，那一年他开始担任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顾问，帮助中国建立起第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并将计量经济学传播到中国。他回忆说：“当时中国懂经济的人才奇缺，当时我们通过福特基金会把一些中国的年轻人送到美国去学习经济，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没有回来，于是我们又把一些美国教授送到中国来。”

　　“中国人只用了5到10年的过程就成长起来一批了解西方经济学甚至能够站在比较高的角度上看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差不多从199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批可以教别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教授，林毅夫算是比较靠前的几位之一了。”克莱因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人才的培养能够影响千百万的中国学生。”

　　克莱因说他对中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知之不多，他提到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只限于林毅夫和刘遵义等寥寥数人。但被问及他最欣赏的中国经济学家是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一个名字——浦山，一位在2003年春天刚刚去世的经济学家。克莱因曾经和浦山在上世纪40年代一起读书，并在80年代以后一起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对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对各种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劳伦斯·克莱因说。1948年，浦山在

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也是计量经济学。1949年，共产党员浦山回到中国，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才恢复名誉，并在1991年至1994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2004年夏天，当很多国外的经济学家质疑中国发布的GDP增长率的准确度时，他和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陶丽萍和高辉清通过研究，表明中国GDP的增长率实际上超过了常人的想象。去年年底，中国大幅调整GDP的统计数据，证明了克莱因当时判断的准确性。

　　日前，上海威斯汀酒店，劳伦斯·克莱因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春天，你在联合国世界连接模型(ProjectLINK)2005年春季会议上曾表示，中国不应该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结果几个月后中国政府放弃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你对中国现在参照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有何看法？

　　劳伦斯·克莱因：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跟他们的宏观经济都是紧密相关的，拿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来讲，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底是人民币确实需要升值，还是美元已经贬值得太多。所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需要作调试，应该是一个双向性的调整，而不是一个单向性的调整。经济学的理论基本上已经承认，在制定货币政策上没有一个所谓的最佳答案。

　　以前中国所谓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在很多国家也被实行，所以这并不是中国特殊的现象。1994年1月，当中国政府决定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可以让人家信服的手段。很多人，包括美国政客，说中国是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这并没有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因为盯住美元才没有操作的空间，如果说操作的话，就会今天盯住美元明天盯住欧元。

　　《第一财经日报》：当中国政府转变汇率政策后，有些美国人相信人民币会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但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所以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在操纵利率，你认可他们的说法吗？

　　劳伦斯·克莱因：事实上有两个观点：第一，中国政府之所以在汇率政策上作出让步，基本上是基于非经济的原因，也就是政治上的考虑；第二，美国单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是不正确的，就像刚刚讲的一样，货币之间的关系需要双方的调试。我认为，美国人民花费太多，没有储蓄，这是导致美国货币一路走软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民币升值没有太多的道理。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新的财政部长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国内政策引起的，而不是由于人民币被高估引起的，这一点和你在去年的联合国世界连接模型(ProjectLINK)2005年春季会议上的观点一致。请问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美国的国内政策会有怎样的调整？

　　劳伦斯·克莱因：有一个媒体还没有注意或者经常报道的事情，那就是美国经济现在面对的通胀压力会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而通胀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中花了非常多的钱。实际上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资源消耗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多官方统计上面并没有直接反映出来。事实上，新任的财政部长在战争问题上也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力，所以美国的国内政策也不是他可以直接影响的。

　　《第一财经日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过热了，而且将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归结于中国的经济过热，对此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劳伦斯·克莱因：这要看你如何理解经济过热。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时间内一直保持8%~10%的增长率，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中国经济过热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是如何解决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批学者，每两个星期就会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披露一些统计数据。根据最新资料显示，中国经济不但没有过热，事实上不管从生产能力还是消费者储蓄来看，中国经济都有一些增长率缓减的趋势，这是数据分析的效果。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根据你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国要解决持续发展方面的哪些问题？

　　劳伦斯·克莱因：衡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永远是基础性的东西，比如说生活品质的好坏就是一个衡量指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这个成就比GDP的增长还要大，因为这是生活品质的实质增加。有一点可以间接回答你前面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是中国经济对东南亚的影响力，这一点从1997年的经济危机上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不能稳定地发展，就会波及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当时中国为整个亚洲经济的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财经日报》：你也提到过中国应该担当起亚洲经济领导者的位置，你觉得这个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了吗?

　　劳伦斯·克莱因：1997年经济危机时，很多人认为日本应该扮演亚洲经济领导者的角色，但当时它并没有扮演这个角色，反而是中国扮演了亚洲经济领导者的角色。有人说中国经济当时也遭遇了萧条的时候，但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的研究表明当时中国并没有遭遇经济萧条，当时还在健康成长，从而同时直接和间接地为亚洲经济作出了贡献。我马上会有一本新书出来，就是针对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的。

　　(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 Lawrence R obert K lein，1980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生于1920年，1942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获学士学位，1944年获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68年至今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富兰克林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原因：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