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经济崛起后的中国外交谋略

　　何帆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的外交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摩擦可能会频繁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经济繁荣不会自然带来外交和平总体来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是互补性的，但在中美之间现在出现了很多摩擦，这些摩擦大多集中在贸易以及由贸易引起的汇率问题上。美国认为他们的巨额贸易逆差是由于中国的出口带来的，认为他们的 失业问题是中国产品出口挤掉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认为他们的国际收支失衡是由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但两个国家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中国不向美国出口廉价产品，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向美国出口廉价产品，而且他们的价格比中国的价格还贵，这样的话，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再看中欧关系。欧洲和中国一直保持了相对比较友善的态度，但是，随后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中欧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超过中美，为什么？因为欧洲不像美国，美国是技术密集型，已经是知识经济，他们有很多产业是靠研发、技术，而欧洲在很大程度上还靠制造业，欧洲的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30%，美国不到20%。由于他们制造业比重大，和中国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而且欧盟新成员不断增多，在这些新成员中，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发展水平要比西欧低，更依靠制造业的出口，在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和中国会有竞争关系。如果中国产品和他们的产品进行竞争，他们会要求欧盟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与美国劳动力市场相比，欧盟劳动力市场要更僵化，靠国内调整的难度要更大，一旦中国出口引起欧盟失业率增加，他们有可能形成更大的政治阻力。

　　关于汇率，因为人民币目前还是保持比较稳定的水平，但欧元已经出现了大幅度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没有继续升值，那么调整国际收支的更大负担会落在欧元身上。但欧元升值会损害欧洲的出口

竞争力，这容易引起他们的反弹。现在，中国拥有不少美元资产，随着人民币慢慢和美元脱钩，在中国的资产组合里，会减少对美元资产的持有，增加对欧元资产的持有，这也会带来欧元汇率的上升，对欧洲的出口仍然会形成竞争压力。所以，在汇率问题上，欧盟和中国之间也可能会出现潜在的摩擦。

　　中国和日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两个国家的产品在第三国市场上形成竞争的大概只占20%左右，而且，日本大部分出口的是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产品，它们是互补关系。所以中国和日本应该是互补关系，但由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所以阻碍了两国经济方面的进一步合作，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

　　回顾以上国际关系后，我们会看到，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外交和平。外交关系反而会在经济崛起过程中，遇到更多的坎坷和摩擦。调整发展战略靠内需外需两条腿走路

　　面对这种摩擦，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可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我们要调整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是不平衡的，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过分依靠出口和引进外资，这样的经济增长潜力是要打问号的。因为这样的出口不能持续，不断引进外资风险会很大，同时，也给外部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这势必引起别国的贸易制裁。外部环境压力越大，对中国越不利，所以我们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让发展战略更多地依靠两条腿走路，既靠外需又靠内需。这就需要调整贸易战略，不能老出口廉价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应该让产品在价值链上逐渐升级换代，在鼓励出口的同时也鼓励进口。在很大程度上，进口对中国是有利的。

　　从经济上来说，因为我们很多产品不具有比较优势，比如说粮食，我们并不具备生产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在维持粮食安全的条件下，适当增加粮食进口，这并不是单纯进口了粮食，还是进口土地和水。中国是土地和水非常稀缺的国家。而且，我们提供一个进口的市场，对中国的外交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随着中国的开放，我们发现，如果有一个开放的庞大市场，对我们改善国际关系有非常大的帮助，一个开放而庞大的国内市场，远胜于一个军团和雄辩的外交官。

　　调整外资政策也一样，过去引进外资，往往把手段和目的混淆了。为什么要引进外资？我们需要的是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中国并不缺少外汇，因为我们的储蓄非常多，但我们缺外国的技术，所以我们需要调整外资政策，让更先进的技术进来。通过调整外资政策，一方面我们需要外需，这有利于产品出口结构的改善，另一方面，我们更多地依靠内需，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没有内需的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重视多边关系协商

　　第二，我们要调整外交战略，过去我们把很多精力放在处理双边关系上，双边关系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应该寻找新的平台，寻找多边关系。比如中美之间的汇率问题，如果只靠双边关系来谈汇率问题，就会非常尴尬，因为只靠双边关系容易引起“斗鸡博弈”，好比在一个单行道上，两边突然过来两个

赛车手，每个赛车手都希望自己开足马力冲过去，这样别人就是懦夫，自己就是英雄，两个人都这样去想，最终结果是两车撞在一起，这是两败俱伤的博弈。

　　再回到汇率上，我们看到，在今年5月,美国

财政部的报告里没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双边沟通和协调外，就是我们找到了别的途径，比如在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在G20这样一个由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论坛上，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通过这种多边化交流，就能够避免那种两个国家之间的“斗鸡博弈”，还可以避免陷入经济问题政治化的陷阱里。

　　而且，汇率调整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很多东亚国家遇到的是相似的情况，所以通过区域的货币合作，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更大的空间，有一个更好的讨价还价能力来处理汇率问题，因为毕竟调整国际收支的失衡，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各个国家协调行动。发展民间外交让多种声音说话

　　第三，我们要调整外交体制。我们现在的外交还主要是政府外交，这会使我们在对外谈判时，回旋余地不大。举个例子，在原来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或者美国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谈判，美国政府方面可以说，我们愿意和你合作，但即使我这里答应，国会那里不同意也没办法。这实际上强化了美国的讨价还价能力，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最常说的，你主动让步一定的自主权，会带来更大的自主权。如果中国的外交，除了最高领导人的外交，还有更多民间层面的外交，那就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让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个人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不会对外交起到分散作用，反而会强化我们的讨价还价能力。通过主动让度一定的自由度，我们可以把外交途径拓宽。途径越多、声音越多元化，我们外交上的讨价还价余地也越大。

　　最后，我们一些外交策略也需要调解。现在是网络时代，每个人都能获取信息，信息大多是片断的、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人家一个总的图像，而不是只有一个渠道发出的声音。所以必须要习惯一个network(网状)的渠道，需要把国家形象当品牌来经营。

　　要让人家了解你，首先需要透明度，透明度越高，形象就越好。同时，还需要多说，多宣传，不要只做不说。因为我们现在发展规模很大，如果只做不说，会让人觉得更加害怕。好比你在中学的时候，如果旁边坐一个发育非常快，个子很高的同学，而且他特别沉默寡言，天天不跟你说话，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要跟你做朋友，还是想在下课时欺负你。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跟别人沟通，一定要说，要勇于说。(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本文节选自上海第一财经频道《财经大讲堂》节目，此节目首播：6月9日22：00，重播：6月10日13：50、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