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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
改革开放以来,优越的初始禀赋条件(如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优秀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发达的工业基础等),以及基于FDI(外国直接投资)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形成了目前中国沿海地区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代
工关系,它是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目前大多数制造业和部分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中,学术界很少有联系目前的国际代工模式来进行分析的。实际上,如果说在旧体制下的粗放发展是以政府赶超式增长、超越经济社会的约束边界进行大量投资为特征的话,那么在现在的开放经济中,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则更多地表现为在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背景下,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接受FDI的外资加工贸易的方式。这是全球化趋势中我国增长方式的新特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纷纷把一些处于低端的生产/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这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生产/加工/装配环节,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对资源的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由此,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这种发展特征必然产生两个基本结果:第一,发达国家可以专注于价值增值较大的研发和品牌运营环节,而把对资源消耗和占用较大的生产加工放在发展中国家,使其自身的资源消耗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集约化;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吸收FDI时得到了一定的税收、外汇、土地使用权收入和增加了就业,但是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它承担了高密集的资源消耗和占用环节,生产/加工/装配环节的低附加值特征使其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粗放化。
关于国际代工模式下经济增长方式的新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在以GDP为政绩导向的地区竞争制度中,以及以追求地方财政收入为目标的本位经济中,国有经济的衰退以及本土性民营企业发展的不足,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来弥补。这种片面的政绩观在白热化的地区竞争或者竞赛中,极容易脱离产业政策的导向而演化为短期化的片面追求FDI数量的倾向。沿海地区各地方政府动用各种招商引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进了许多处于技术低端的FDI的制造业,甚至某些是对我国生态环境有损害的污染性制造业。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领导曾指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可能会成为“世界垃圾场”,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并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整个社会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扭曲发展观。经济增长本质上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不应该走上过度依赖“转口贸易”、过度消耗资源和土地,过度开发自然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以人为本”的增长就是主要依赖个人的创造性热情和创业精神来创造财富和推动经济的发展,让人力资本真正内涵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形态是靠个人的创新、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而不是仅仅依靠“转口贸易”或者持续的过度开发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为了追求本地GDP增长和FDI的数量,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往往暗中使用许多为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的非常规手段,如各种变相的零土地使用费、零税收等恶性竞争措施,大量圈地搞所谓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在早期大量举债搞所谓的“七通一平、八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使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而且为了低成本地开发而损害被征地的农民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导致追逐利益的外商对地区招商行为的各个击破,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个被各地大肆仿效和迅速普及的开发区模式,虽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并不真能为地方创造“更多的”GDP,与本土的企业相比,加工贸易导向的开发区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甚至可能更少,因为开发区的工业增加值只有很小的比例留在了地方,主要就是劳动报酬这一项。而如果把全部增加值都记入了地方的GDP,那也只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统计数字。
第三,由于进行国际代工的企业,包括绝大部分本土性OEM(贴牌生产)企业,绝大部分都处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低端,是制造业中消耗优质劳动力、土地、能源、原材料和环境等资源的最密集部分,而且由于FDI企业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主体的行为选择,就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我国以GDP衡量的增长方式的特征。如地方政府配合FDI企业在我国的圈地行为,就造成了我国大量优质耕地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国际产业资本向我国大量转移高能源消耗、高原材料消耗和高环境消耗的低端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目前发展资源全面紧张的根源,也是我国某些地区GDP数量大，但产业附加价值增值率低的根源。
第四,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的国际代工之所以与该地区的粗放增长方式相联系,缺少品牌的国际代工行为的利润微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丰厚利润与竞争强势都在产业链高端,只有掌握品牌的厂商才能获取最大的价值增值。中国的国际代工活动如果考虑到有进一步的重化工业趋势,那么对中国资源消耗的需求以及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涨趋势,就不难理解了。
第五,从进一步的发展趋势看,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最低端的被动地位,更让中国的OEM企业处于高度的竞争状态。由于东欧、中南美洲与亚洲等地许多后进国家也开始加入国际代工的行列,因此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利润也必然越来越薄。就以其中进入门槛最高、附加价值最大的芯片工业代工而言,Intel在菲律宾、马来西亚设厂,这种情况今后必将越来越普遍。中国OEM企业摆脱这种恶性竞争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从目前的普遍的国际代工模式,转向自有品牌的创新战略。
因此,转变地方政府的发展观,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机制,从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互动关系的角度看,就是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技术水准和附加值,而这又取决于这些国家中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同时,在吸收FDI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加大对本土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和创品牌战略的支持力度,也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政策取向。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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