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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经济运行中过剩的流动性已经引发了实体经济投资增长过快和资产市场加速上涨的情形，从目前情况来看，明确抑制过剩的流动性应当成为下一阶段宏观货币政策的基调。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总体运行良好，但是结构性问题仍然严重，经济运行中过剩的流动
性已经引发了实体经济投资增长过快和资产市场加速上涨的情形，从目前情况来看，明确抑制过剩的流动性应当成为下一阶段宏观货币政策的基调。
由于贷款利率的上限已经放开，大部分商业银行的平均贷款利率已经高于基准利率，央行4月28日上调贷款基准利率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实际上主要还是表现为央行对于紧缩流动性的“宣示效应”，对于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有限。虽然依然可以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银行把握信贷进度，但是在充裕流动性的背景以及贷款利率上调带来的利差空间的扩大的背景下，已经日益市场化的商业银行存在持续的内在放贷冲动。
根据测算，2006年央行到期票据以及新增外汇占款可能释放的流动性在3.6万亿元左右，对于央行来说，要回收数万亿的流动性压力进一步增加。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央行采取更多的措施解决过多流动性问题仍是下一步政策的主要方向，而采取的手段可能包括继续加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提高准备金率以及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等手段。
从目前情况来看，有必要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浮动，抑制投机压力，稳定升值预期。在应对投机压力上，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效果显然是要优于固定汇率制度以及波动性较低的汇率制度的。在较小的浮动空间和较强的升值预期下，汇率走势可能会形成单边上升的局势，而在一个较大的浮动空间内，汇率存在双向走势，这会给投机资金带来一定压力和风险，使其投机进出的资金风险成本更大，从而抑制强烈预期下的投机操作。
从解决经济结构失衡从而减少外汇储备的方向来看，适当加快汇率改革也是十分有必要的。汇率可以看成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价格，在波动幅度较小的汇率水平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引导下，贸易品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用了较多资源，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品部门则发展受到挤压，其结果不仅造成国际收支的失衡和货币错配，也导致中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流失。汇率灵活性的提高会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提振内需，优化产业结构。
另外，应该着力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从客观政策效果看，当前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放大了升值压力，体现为“重流入、轻流出”格局，资金流入较容易，而流出则需层层审批，外汇供给压力人为放大，也相应放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需要从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转变为一个相对中立的外汇管理体制，对于投资性资本的流入还需要进行相应的限制，同时重点对资本流出管制进行相应的放松。例如在外汇使用上，企业与居民应有更多的自主权，中国内地居民应该也能够多渠道地使用外汇，从而实现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又例如在QFII发展迅速、审批额度逐年增大的情况下，从平衡外汇供求角度看，QDII的发展也同样是十分必需的。
从进出口与内需关系角度看，对当前货币政策影响显著的外汇储备与巨额贸易顺差关系密切，如果不能从结构调整上扩大内需，通过汇率等政策工具的调节能力无疑效力有限，也不可能寄望于完全通过汇率调整来平衡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目前累计的巨额贸易顺差背后是国内过高的储蓄率，但通过对储蓄结构的分析不难发现，个人储蓄率因为医疗、社保、养老体系等不完善，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显著变化，值得关注的是如何降低过高的政府和企业储蓄，对这一过程的改革涉及到更为深入的利益格局调整，目前进展十分缓慢。因此，要降低储蓄率以扩大内需，更关键的举措应当是从降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着手，如对企业减税、促成企业分红、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等，可以降低资源错配的程度，缓解投资增长规模，改善储蓄结构，进而影响贸易顺差并间接影响外汇储备体系。
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具体表现。在这样大的格局之下，解决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不仅需要依靠内部调整，还需要通过寻求合作，通过国际货币合作和协调机制的建立来完成。在目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亚洲诸国应加快货币合作，逐步考虑实施“去美元化”问题，尽可能减少美元汇率过度波动对亚洲各国经济稳定增长以及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可以先行在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亚洲地区致力于推进一定程度的汇率政策合作，以化解当前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带来的风险。在具体的合作中可以涉及对外汇市场干预的协调机制和各国货币之间的稳定机制，减弱投机资本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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