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宏观调控宜行三紧政策

　　马骏/文

　　中国宏观经济目前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实际上比三年前更加严重，为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需要实行“三紧政策”：偏紧的货币、偏紧的财政政策，和更有力的结构性措施

　　中国的宏观调控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历时已近三年。但是，过去三年来，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仍持续保持在25%-28%之间。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又反弹到28%，3月城镇投资同比增长高达33%。可以说，过去几年的宏观调控措施，基本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目前，产能过剩状况比2003年更为严峻；持续目前投资增速，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和金融危机。

　　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平均为20%-30%；发达国家为15%-20%。中国2005年的比例高达47%，在可获得数据的国家中居全球首位。但是，目前的投资增速，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绝对不可持续的。在理论上，假设今后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以25%的速度增长，名义GDP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则投资占GDP的比例将在2012年前超过100%！那时，整个经济全部是投资，没有消费。

　　显然，这种经济体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实践上，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把投资增速在一年左右内压下来，几年之内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微观机制本身(利润下降、银行坏账飙升、企业和外国投资突然中断)可能会导致投资和消费突然大幅下滑，对就业、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后果将难以设想。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我们在一系列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中国工业产能过剩指标。该指标表明，过去两年时间内，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但由于投资增速居高不下，产能过剩的情况持续恶化。

　　另外，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改变增长模式，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从2005年和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经济运行实际上与此背道而驰。如果没有新的更有力的措施出台，今后两三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还将继续下降。

　　关于通货膨胀，一些人认为，中国不面临通胀的压力。但如果考虑到政府对一系列价格的控制和

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实际的通货膨胀压力远大于表面数据。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目前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实际上比三年前更加严重。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应该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不应等到危机爆发才采取应对措施。这方面，美联储的经验值得借鉴。两年前开始，在美国经济成长恢复到3.5%左右，但通胀仍在1%-2%时，联储就连续采取15次加息的措施来防止经济过热，有效地控制了宏观风险。

　　在当前中国，有效的宏观调控需要实行“三紧政策”，即偏紧的货币政策、偏紧的财政政策和更有力的结构性措施；目标应该是在一两年内，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降至15%左右，将贷款增速降至12%左右。具体建议如下：

　　——偏紧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鉴于当前每个月1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收支盈余、同比19%左右的广义货币增速，现行的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实际上是十分扩张性的。因此，建议中央银行采取以下措施：其一，短期内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贷款和投资增速在几个月内没有明显放缓，应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应给市场可能进一步加息的信号，以抑制企业和房地产投资者的投资冲动。其二，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应交替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的手段，进行连续三到四次的货币政策紧缩操作。其三，在全国范围内，将第一套房房贷的最低首付比率从目前的20%提高到30%，将第二套房房贷的最低首付比率从目前商业银行实际执行的30%提高到40%-50%。

　　——偏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已经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目前的赤字财政实际上仍然在推高增长率，对经济过热和投资过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建议中央政府：其一，开征投资税。对所有投资项目临时开征一定比例的投资税，对一些“过热”的行业可以实行更高的税率。等投资增速回落到调控目标区间之内后，可以取消这项税收。该项收入应进入财政储备(或社保基金)，而不应用于增加当年的财政支出。其二，为了防止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进一步强化，有必要上收地方政府公共项目的审批权，并以立法或国务院规定的形式，要求地方政府在税收增长较高(如超过8%)的年份，必须增加地方财政储备(即设立财政储备基金)。

　　——更有力的结构性调控手段。比如，明确要求各地提高最低工资、医疗保险的水平和养老金标准，以保护职工权益，刺激消费，同时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抑制过度投资；下决心提高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收费和能源价格，在缓解环境污染恶化和能效过低问题时，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来抑制过度投资。-

　　作者为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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