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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史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一直关注外资并购问题。作为经济学家，他的着眼点在国家利益，也在民企的平等待遇上。
《华商世界》：境外企业“走进来”购并中国企业早不鲜见，但为什么今年政府对
跨国并购这么重视？
杨瑞龙：主要原因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资本进入壁垒减少，在并购过程中，外资采取有步骤的并购战略，在某些产业出现问题。比如机械、饮料、零售业开放度较高，本土企业竞争力不足，控制性并购产生对产业的垄断问题。此外，在并购过程中，产权交易中可能存在黑洞，企业内外部联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既得利益受到挑战。
《华商世界》：目前外资是否存在敌意收购，危及到经济安全？如何在尊重市场规律和维护经济安全之间寻得平衡？
杨瑞龙：我国的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两类，前者被外资收购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并不直接，但不能否认有敌意收购的存在。对后者的垄断性国有企业，政府长期以来存在行政转移支付，这类企业是不能够被简单并购的，这不仅是经济安全的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对垄断性国有企业，控制性、安全性、效率性更重要。这类企业的海外上市需要引起注意，目前情况看，市盈率偏低，资产贱卖肯定存在，导致政策转移支付的财富流入到投资者手中。总体来说，尊重“入世”协议是前提，市场要起基础性作用，而且要让市场机制更起作用，但同时也要考虑国家利益，尤其国家安全是要着重考虑的。
《华商世界》：“徐工机械事件”会对国际资本进军内地公司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瑞龙：外资现在比较了解中国国情、市场和政治风险，他们可能放弃大的产业资本并购，转而进行财务资本并购，后者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对财务资本和产业资本要区别对待，特别要当心的是二者的联合收购行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立法引入管理者保护条款，可以对财务资本的再次转让采取限制。美国定义为恶意收购，有限制性条款，对本土企业利益进行保护。中国政府的管制行为依据是什么？没有。这样可能会使下一步的产业重组引起国外的疑义。
《华商世界》：中国本土龙头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环境如何？
杨瑞龙：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互抱怨没有合理的竞争环境：本土企业抱怨税收不公平、负担过重；外资企业抱怨行政壁垒，市场不开放。对于国民待遇问题，两方面都要考虑。总体来看，本土企业的待遇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本土竞争性行业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政策上需要上升至更高层次，不该再是“三来一补”时期的政策，对外商投资也要有所选择。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引入多家外资是有好处的，我们的冰箱、彩电就是在竞争中强大起来的。
《华商世界》：面对外资并购风生水起，政府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应对国内民企有怎样的制度安排？
杨瑞龙：中国并购中对民企关注度较低，这也是国民待遇问题，比如银行，民间资本不能进入。实际上，只要能对外资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对民资开放，给中外资本一个平等的待遇，可以设定合适的准入门槛。对自由资本，堵不如疏，政府要考虑哪种战略有利于民众利益最大化。对于民族品牌，政府可以通过竞争强大它们，充分利用WTO给我们的有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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