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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4月29日，美国，麻省，坎布里奇，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Galbraith)与世长辞了，享年97岁。
很久以前，英国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曾经有句著名的预言：“骑士时代已一去不
返了；而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精于计算的人如日中天，欧洲的(骑士)精神灰飞烟灭了。”多年之后，与马歇尔同时代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把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dismalscience)”。长期以来，上述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典型看法深入人心。然而，无论是伯克还是卡莱尔，都没有预见到加尔布雷斯的横空出世。
加尔布雷斯，1908年10月15日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小镇的农场中，他的一生丰富多彩。二战期间曾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局长、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上世纪60年代，由于在哈佛大学时与肯尼迪兄弟的友谊，出任肯尼迪竞选顾问，他还是罗斯福和约翰逊政府的高级顾问，以后又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他是民主党的元老级人物之一，要不是已经太老，他肯定会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他曾担任《幸福》杂志编辑，并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他还在普林斯顿、哈佛、斯坦福、伯克利等大学教授经济学与政治学。
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美国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关注各种现实问题。同时，这也无疑是他另类观点形成的社会背景。他写作的范围宽阔得令人费解，除了严肃的经济学著作与畅销书外，他还出版了小说与剧本，其中一部被搬上了百老汇，版税超过了他多年来教授收入的总和；他还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幽默感与嘲讽精神，他是个天生的“非正统”角色。
正是这种特质，使他赢得了公众的普遍珍爱。在长达几十年时间中，加尔布雷斯一直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一点常常招致学院派同行的愤愤不平。民众可不管这些。加尔布雷斯多达40本的著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专栏文章脍炙人口，所有这些使得他成为最为卓越的公众知识分子。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美国的左翼人士来说，他的地位和成就还远远不止这些。加尔布雷斯复兴了对市场主义的普遍怀疑，并且成为上世纪60年代当之无愧的弄潮儿；那是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
就经济学传统而言，加尔布雷斯是凯恩斯思想薪火的继承人。凯恩斯对经济学范式的贡献因为其后的经济学家(虽然很多是他的信徒)沉浸于数学模型而被大大低估，加尔布雷斯的意义在于，他继承了凯恩斯处理公共政策的技巧，并再次证明经济学家能够并且应该同公众有效地交流；甚至他们所秉持的优美而尖锐的文风也如出一辙。
应该承认，加尔布雷斯没有发展出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凯恩斯传记的作者罗伯特·斯凯德尔斯基就认为：“加尔布雷斯缺乏理论睿智，或许根本没有理论兴趣。”实际上，加尔布雷斯十分厌恶经济学的纯理论方法。他认为，经济学的最大问题在于“经济研究狭隘地排除了权利和政治利益的因素”。在一个理想的完全竞争的世界中，经济学理论在前提假设上就忽视了推动社会演变的制度因素。
与其说加尔布雷斯是一个经济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加专栏作家的综合。他三本最为著名的书是美国各个时期的写照。在1952年出版的《美国资本主义》中，巨型企业与一些相反的力量，尤其是工会，针锋相对；在1958年的《丰裕社会》中，大规模的物质消费与惊人的浪费并存；而在1967年的《新工业国》中，生产者主权取代了消费者主权，商业竞争下降。随后的几十年时光里，证明了他的这些预言。
能够显示加尔布雷斯对美国社会影响力的一个表征是，他给公众思维添加了许多新的元素。“丰裕社会”不仅改变了美国打量自己的方式，还造就了一些词汇风行至今：“传统的智慧”、“私人富足而公众贫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亚马蒂亚·森说，读加尔布雷斯的作品就像品读“哈姆雷特”，“你会明白所有引语的出处。”(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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