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胡祖六
中国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是：通过国家注资与剥离坏账进行大规模财务重组，以尽可能快地解决历史存量问题；通过股份化包括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从根本上改变银行传统的产权与经营机制，健全公司治理；通过股票公开发行进一步募集充实资本金，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推动促进银行的持续改革，以提高和 巩固银行
改革的最终成果。
这个思路参照了近数十年来国际上银行重组的经验，又糅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为中国银行改革提供了一条清晰、务实、可靠的路径。
在理论上说来，限于境内资本的股份化或民营化就可以增加国内私人资本的持股比重，打破国有独资的传统格局，从而可以改变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与经营机制。但实际上，中国十余年来的实践表明，单纯的股份化并不能保证原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真正改善。中国不少A股股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经营业绩差强人意就是明证，而某些早已股份化的所谓股份制商业银行之表现，比如广发银行，也可以说令人失望。
鉴于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政府注资的巨大直接和间接成本，银行改革决不可半途而废，功败垂成。因此，一切有利于银行改革的潜在措施、方式与办法，都应该认真考虑，积极采纳。中国政府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就是为了确保政府前期巨额注资能取得预期效果，“花钱可以真正买到新机制”。由于对现代金融市场与国际惯例缺少了解，以及受狭隘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潮的影响，出现了“贱卖”和“外资威胁金融安全”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对中国银行改革的基本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但是，毫无疑问，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是中国政府一项高瞻远瞩、明智合理的改革举措。
好处看得见
从短期而言，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可以为中资银行带来两个立竿见影的好处。
一是补充资本金。
通过中央政府动用外汇储备资产、央行票据和财政资源等方式对中行、建行、工商银行，以及交行进行注资与剥离坏账，这些重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得到了清理，基本财务指标有了明显好转。比如，财务重组后的2003年底，中行和建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为7.1%与 7.7%，总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88%与6.51%。
即使各行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达到了中国银监会的最低要求，它们离世界先进银行的水平也还有较大差距。国际上有雄厚财务实力的银行除了满足“监管资本金”要求，每年还会产生可观数量的“剩余资本金”(excess capital)，可以用于战略兼并、开拓新业务、股票回购或增派股息。
中国强劲宏观经济增长为银行今后各项银行业务成长提供了广阔空间，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才能保证银行能够抓住业务扩张机会。但是，依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承诺的金融业市场准入时间表，中国的银行业将在2006年底向外资商业银行全面开放，银行业的竞争势必日趋激烈。因此，雄厚的资本是本国银行继续保持市场领先份额，维持业务健康成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一个明显而直接的好处就是在中国政府注资后能够进一步充实银行资本金。一些人把银行必须满足的监管资本金要求与银行审慎稳健和长远发展所必需的资本金混为一谈，以为政府注资后便可高枕无忧，无需新的资本投入。这种看法是片面而短视的。鉴于中国银行机构所面临的特殊风险因素和特殊增长机会，即使政府注资后其资本金与国际一流银行相比依然偏低，而非过高。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是充实一级资本金的有效途径之一。显然，对于那些没有条件直接得到中央政府注资而资本金又严重不足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国际战略投资雪中送炭的作用尤为重要。
二是增加公众投资人的信心，确保IPO 圆满成功。
在中国国有产业重组改革走向资本市场过程中，已有许多利用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成功案例。中石油在 2000年初(NASDAQ 网络股市泡沫破灭前)上市，遇到了艰巨挑战。作为中国最大国有企业，同时也是传统产业、旧经济的代表，加上母公司在苏丹的投资，实力不可谓不雄厚。但是，由于美国劳工组织和右翼宗教势力的阻挠，中石油股票发行困难重重。最终，英国石油公司(BP)作为战略投资者参股，在关键时刻让公众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对于中石油IPO的顺利完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对于能源与电信等行业，银行上市的难度更高了许多。鉴于国内外公众与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国银行体系缺乏信心，即使一年前还很难想象任何一家中国银行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顺利上市。交行首开先河，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的第一家中国内地银行。发行时香港零售投资认购倍数高达205倍，国际机构认购达20倍，总订单高达535亿美元之巨。投资者对交行股票如此热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汇丰银行的参与。汇丰对交行19.9% 的战略投资和合作协议是交行IPO股票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大大提升了市场信心，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投资者对交行乃至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前景的预期。
建行2005年10月成功完成了集资额80亿美元的自2001年以来全球最大的IPO项目，而就在发行前数月建行还笼罩在丑闻的阴影之中。其前后两任董事长接连涉嫌贪污腐败案，一位已在监牢服刑，另一位突然去职受审，更加大了国内公众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内控与透明度等方面的担忧。显然，建行的战略投资者——美洲银行与淡马锡——在关键时刻为建行的新管理团队以及建行未来的前景投了信任票，改变了市场对建行的担心与怀疑。任何一个有资本市场经验的专业人士都会知道，具有良好声誉的国际战略投资者对于中国国有银行的上市是多么重要。国际战略投资者帮助提升市场信心、刺激股票需求、取得有利定价，从而为IPO的成功提供了可靠保障。
比IPO更重要的是无形资产
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银行充实资本金和IPO方面的好处是立即的、直接的和明显的。但中国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意义还远不只如此。从长远而言，中国所看重的是外资在中资银行机制改造、文化重塑与经营管理水平提高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其一，移植先进管理经验。
不容争辩的现状是，中国的银行机构目前在信贷决策、风险管理、内部控制、金融产品、IT技术等诸多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差距甚大。即使通过政府注资完成了为消化历史问题而必需的财务重组，谁也不能担保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已经永远地走出了险境。如果这些银行不能迅速地加强风险控制、改善经营管理，不良资产问题完全可能随时卷土重来。因此，引进世界一流的优秀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不但可以带来资本金，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转移先进管理经验、产品技术和最佳管理，从而帮助中国的银行机构迅速地提高管理经营水平。
其二，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
财务重组只不过是银行改革的开始，真正商业化的银行运营在中国的历史还太短。在长期国有独资和与之相应的僵化人事制度下，国有商业银行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与现代金融格格不入的官僚政治文化。中国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有全球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就必须在银行机构内部建立起一种专业效率和不断创造股东价值的全新文化。而这正是国际战略投资者可能带来的最珍贵的价值。国际一流的金融机构作为长线战略股东，可以在董事会战略决策、高管招聘激励、风险管理与内控制度和重要业务发展等多层面发挥积极的影响。他们虽是少数股东，但因为其专业经验、市场声誉和对投资回报率的执著要求，这些战略投资者有可能“四两拨千斤”，既有动力也有能力扮演比政府大股东更有效的“监控”与“辅导”角色。也就是说，国际战略投资者能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促进参股的国有银行进行持续不懈的改革，帮助其逐步变成真正有效率的商业银行。
确有成功的先例，但失败的案例更多
但是，外资银行能否最终在转移先进管理经验和提供改革“催化剂”方面产生预期的效果，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而且，需要较长(至少几年)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所选择的具体外资银行是否中资银行真正合适的战略伙伴？双方在中国市场的长远目标是否一致？业务结构是否互补存在合作空间？战略利益和文化价值是否匹配？尽管评价战略引资成效尚为时过早，但最终的结果颇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鉴于中国银行体系根深蒂固的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问题，对于在中资银行投了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巨资的国际投资者而言，通常为了向自身的董事会与股东负责，不会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袖手旁观、被动消极的财务投资者，而是希望能以战略伙伴的身份积极参与、介入或者协助中资银行的运营管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帮助中资银行变得更加稳健更有效率，提高长远预期回报率。
但由于股权比例的限制，外方对于参股中资银行的实际影响力实际上也将受到很大的约束。这意味着中资银行能从外方获得的帮助也将受到限制，有可能得不到当初引资所期望的全部好处。中国的监管当局、国有大股东和银行管理层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在外资持股比例给定的条件下，在其他方面做出适当弹性安排，以充分调动外资战略股东的积极性。比如，汇金公司或参政部是否确有必要控制绝大多数董事会席位？可否考虑给战略投资者一两个额外的董事会席位？能不能请外方派遣一些高管人员担任某些关键职位而非仅仅充当花瓶？
金融服务业本质上是人力资本的产业。与制造业不同，所谓转移经验技术，并不是外资银行向中资银行无偿或优惠提供一套先进设备、IT 硬件或者风险管理的软件模型和系统。银行的先进管理和技术其实并不体现在机器设备或专利产品之中，而是一种以银行的制度、文化和人才为载体的无形资产。中资银行最需要向国际一流金融机构学习的就是其先进经营机制，文化理念与优秀专业团队的培养和建设。中国的银行机构在国内外市场与外资大银行竞争，人力资源的水平与素质是关键。因此，在中资银行与其选定的外资机构合作的所有领域中，我认为没有比人力资源培训更重要的环节。如果在未来三五年间，国际战略投资者能为中资银行培训一批中高级管理和专业人才，中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和金融技术水平将显著提高，有望实现与国际一流银行的接轨。
其次，中资银行需要向国际领先银行学习的是后者的商业经营模式(business model)。最近几十年国际银行业的显著趋势是业务和银行服务产品多元化、收入和盈利多元化，大大减少了对传统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依赖。相比之下，中国商业银行的一个显著不足是现有业务和收入结构过于单一，高度依赖利息差收入，而收费收入比重过低。 因此，中资银行需要向外资银行学习如何开发新型业务领域，比如信用卡、零售银行、资本市场产品(如利率、外汇交易和衍生产品等)，资产管理、保险分销、理财服务等， 寻求在这些重要领域与外资机构的合作。发展高资金回报率(ROE)的多元化收费服务产品是所有中国银行的当务之急，而国际金融机构恰好具备这方面的显著优势，因而能够帮助弥补中国银行业的一个重大而普遍性的缺陷，满足他们实现业务结构调整和经营模式转型的战略需要。
然而，中外资银行战略合作毕竟是跨企业跨国境跨文化之间的合作，充满希望、机会和潜力，但也的确充满困难、障碍和挑战。国际上这种性质与类型的合作确有成功的先例，但失败的案例更多。最终中外资银行战略合作的成功取决于双方之间的诚意和努力。利益匹配、战略协同是合作的必要前提，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互惠双赢是合作的持久动力，而长期的承诺、强有力的领导与持久的资源投入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障。从长远利益出发，中国政府业已在宏观层面做出了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明智决策，为中资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创造了适当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环境。但如同任何宏观政策的效应一样，中外资银行之间战略合作的最终成效则取决于中资银行与国际战略投资者在微观层次的具体安排、努力与实施。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
声音
金融开放过程中存在“拉美化”风险
所谓金融“拉美化”主要是指本国金融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资本，本国金融市场逐步为外资所主导，本国的资产定价权、证券服务业、投资收益等等大多为国际投资者和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所控制或支配的一种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金融确有“拉美化”之虞，直接表现为我国金融资产定价权的丧失；股市并没有真正与国际接轨，不仅谈不上优化资源配置，就是融资功能也急剧萎缩；大批国内优质企业被迫海外上市、国内投资者望洋兴叹；在我国未掌握资产定价权的前提下，国内商业银行竞相大规模向外资转让股权，导致国民财富流失；我们在高价引进外资的同时以低价向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拉美化可能是我们对外开放中的最大风险”。
——中华工商时报金融风险和经济安全课题组
来自2005年12月23日《中华工商时报》
对大型中资银行海外上市的看法：
一、超大型垄断企业纷纷境外上市导致内地股市蓝筹股板块的缺失；
二、大型中资银行海外上市使得内地股市金融股比重偏低的局面难以改善；
三、银行上市不能解决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储蓄向有效投资转化的问题；
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解决中国金融体系问题的根本。
——汤世生(中国银河证券资深副总裁)
来自2006年1月2日《金融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