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十一五规划三大特征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欧管理论坛天津行·演讲精选] 吴敬琏：“十一五”规划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十一五”规划的主线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而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关键，则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财经》网络版专稿]　编者按：在4月16日于天津举办的以“经济增长与创新”为主 题的中欧工商学院高层管理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琏先生，做了主题为“‘十一五’规划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精选，根据现场录音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文中小标题为本刊编辑所加。

　　□ 吴敬琏

　　今后五年，

中国经济发展搞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一五”规划执行的情况。“十一五”规划是按照科学发展观来进行的，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着重讲其中一个问题，这就是“十一五”规划中一个具有中心地位的问题，或者说是“十一五”规划的主线，即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

　　“十一五”三大特征

　　“十一五”规划具有很多重要的特征，我认为其中有三个特征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特征就是它从原来的计划转变为规划。从1953年开始，我做过十个五年计划——这些都是计划。为什么叫计划呢？因为它是由计划来配置资源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目标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就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而计划经济是行政命令，是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源的，每一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原材料资本从哪里来，产品分配到哪里去，都是由计划制订的。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从基本上说，是市场决定的，也就是由市场形成的价格决定了资源流到哪里去。

　　中国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2000年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带有很大的行政配置资源的特点，所以在“十五”计划期间，我们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带有很大的政府主导和计划配置的特点。因此，正如大家所知，在这个“十五”计划期间，就发生了经济过热，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使得它降温。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所以这次就把它名字改过来了。

　　这个改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此前的每个五年计划都有一大堆的指令性指标，而这次大幅度减少了指令性指标。在“十一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这一章里，一共有22个量化的指标，其中只有八个是约束性指标，就是说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对于完成这些指标，负有行政责任。这八个指标基本上都不是跟增长有关的，而是跟经济结构、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有关的。最突出的是两个指标，其中一个是降低能耗，另一个是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在五年中减少10%。从中可以看出，指令性的指标降到最低的程度，而且不是引导人们去追求GDP的增长，而是追求和谐的发展、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改善。另外的14个叫做预期性指标，指的是没有行政约束的，我们期望它达到这样一个数量。

　　——第二个特征是用科学发展观统帅全局。转变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一点是这个五年规划的主线，所以我下面会着重地讲这个问题。

　　——第三个特征是突出以改革促发展。转变增长方式靠什么？要靠一个好的体制。而要建设一个好的体制，就要靠改革才能实现。

　　旧式增长方式之弊

　　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社会，可分三个问题来讲。第一，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必要性。第二，从哪些方面来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三，我们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开放。

　　先讲第一个问题。所谓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这个说法是前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总结自己经验的时候提出的。粗放增长又叫做外延增长，就是靠投入，特别是靠投资增加实现的增长。集约增长(或叫做内涵增长)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前苏联人发现，虽然他们的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要快得多，但是他们的技术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问题在什么地方？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了问题在于增长方式。苏联的增长是靠增加投入，特别是投资，靠投资拉动的，而一些西方的国家的增长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的。所以，虽然前苏联的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但是实惠不大，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当然，前苏联当时并没有找出来怎么能够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虽然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但是一直到前苏联解体也没有实现这个转变。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沿着前苏联式的增长模式往前走，希望通过这种增长模式，即前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条道路有两个特点，第一，用投资和资源的投入来拉动，第二，从产业结构来说，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靠重化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度的增长。

　　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很多，所以1956年毛主席提出来，要适当地安排农、轻、重之间的关系。可是我们并没有能够摆脱这种前苏联式的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虽然1956年就提出来了，要正确的处理农轻重之间的关系，可是1958年却搞了一个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的增长速度和高指标，结果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导致了很大的损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1979年和1981年做了两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要改善经济结构，消除这种增长模式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恢复农业，加强轻工业和服务业。在消除这个增长模式的后果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所以整个经济发展走上了新的道路。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根本性地解决问题。所以，到了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是1996年到2000年这个五年计划就明确地规定，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到集约的增长方式。

　　“九五”期间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九五”计划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另外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此时正好又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后，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1994年开始，我们在宏观经济改革上迈出了很重要的步子：包括财税改革、银行体制改革，特别是外汇体制改革。所以，“九五”期间在体制转变的推动下，我们增长方式转变走出了一些步子。此外，“九五”计划以后，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我们也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九五”期间的进步还是有限的。其中特别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转变增长方式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它的后果方面，而没有能够消除它的原因。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所谓体制性障碍，就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者叫命令经济体制的障碍。这些障碍归纳起来有四条。

　　——第一，政府仍然保持着对许多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因为我们在2000年初步建立起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政府主导型的，所以政府对于许多资源保持着配置的权力。比如说，因为银行改革没有到位，所以信贷资源、资本资源的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各级行政领导机关的影响。到了“十五”计划期间，由于城市化加速，出现了一个新的可支配的资源，这就是农民那里征收来的土地。这个支配权力不是在市场，而是在各级政府。

　　——第二，以GDP的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这种政绩标准不但是上级考核下级，同级(比如说人代会考核领导干部)也是用的这个标准。有了上述这两条，各级政府都会用自己配置资源的权利，去追求GDP增长的目标。

　　——第三，财税体制。我们现在的政府财政收入，一半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跟产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产值大税收就多，否则日子就难过。所以，经济上收入方面的考虑也迫使各级政府追求产值的增长，要去发展这些产值多、税收多的产业，而不是按照经济效益的标准去规划、去发展自己的产业。所以，“十五”计划期间出现了一个现象，各个地方不管自己的资源禀赋的状况，都去发展那些产值大、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水平的加工工业。

　　第四，也是人们常常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要素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我们市场化的改革是采取了增量改革的办法，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改，存量不动，改增量。这个办法使得我们过去20多年的改革比较平稳，而且改革的过程中，生产的增长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大没有受到冲击。

　　但它也有负面后果，就是市场化过程(主要是在商品市场方面)中，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这些方面的市场化程度很低。所谓市场化程度很低，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价格往往不是由市场竞争形成的，而是出现了扭曲。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一个习惯是尽量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使得企业有比较高的盈利性。所以，劳动力价格是偏低的，资本的价格(也就是利率)是偏低的，土地原来是不要钱的，后来批租土地也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优惠，所以土地价格也是偏低的。由于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左右，引导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浪费资源的增长方式却受到鼓励。

　　这四个原因使得我们经济里有一种自发的推动力量，把经济增长方式推向老的道路上。在“十五“计划期间可以看得很清楚，先是形象工程，所谓经营土地，搞市政建设，大量浪费了土地资源和投资资源，后来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政绩工程。所以，这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两年，2003年第一季度就出现了过热，到2004年的第二季度开始，就是宏观调控。虽然我们做得不错，降温还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使经济恢复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是成本很高，损失很大。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今后一定要防止这种大起大落。出现过热，然后用各种办法(包括行政办法)来恢复经济的稳定，成本太高。

　　旧的增长方式造成很多消极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够扬长避短、有效地配置资源。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经济提高效率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按照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发展，扬长避短。

　　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状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我们采取旧的、粗放的增长方式，去优先发展那些资本密集、产值大的、容易造成环境破坏的重化工业，无益于扬短避长，妨碍效率的提高。这几年扬短避长发展的一些产业，现在正造成很严重的恶果。比如说，我们发展了大量消耗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一些产品生产，表面上赚钱了，其实是资源的损失。表面上赚钱了是因为价格扭曲，比如，大量出口电解铝，需要先进口氧化铝，加上能源；每一吨电解铝需要搭上1700度电，而电能源在中国是短缺资源。因为用优惠电价，所以看起来赚了钱，其实国民经济算总账是赔钱的——赔上了我们的资源。

　　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这样一种发展道路大量地消耗资源，所以很快就造成了原材料、能源的高度紧张。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大量消耗资源的这些产业的发展，是无法长期支撑的。再者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的人口众多，文明开发又早，所以生态环境是很脆弱的，可是这种增长方式造成我们的环境问题变得非常严峻。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我们的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不堪重负，那样我们无法向人民交待、无法向历史交待、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

　　生态环境是无法贸易和进口的。有人说能源是可以去买的，实际上能源基本上是不可贸易的，因为它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涉及到世界政治问题。所以过度依赖进口能源，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另外，这种增长方式使得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增加了，因为这种资本密集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能力是很差的。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业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大幅度降低。所谓就业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就是说GDP增长1%，就业增长多少。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GDP每增长1%，就业增长0.453%，90年代降到0.11%，到21世纪的前四年进一步降到0.098%，所以，就业状况在这种增长方式下恶化了。

　　我们在产业发展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附加价值最低、盈利性最差的那种。我们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基地，这比起过去来说当然是很大的进步，可是受制于我们的资源和能源状况来说，这条路走不长，不可能靠这个方式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所以，必须改变这种增长方式。

　　从全局来看，引发的短期问题就是投资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扭曲。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2003年有一篇文章讲到过这个问题，他说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家，投资占GDP的20%到30%，我们却占40%到45%，这样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造成的短期经济问题，一个是产能增加过快，而最终需求不足。由于大量投资去建设了这些生产的企业，所以产能增加很快，可是因为消费的比重很低，最终的需求就不足。国内的最终需求不足，就造成了一个一个产业看起来开始几年兴旺发达，却很快就出现产出了卖不出去，库存大量增长。这两年一个一个产业都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从电解铝，后来到了汽车、钢铁等，许多企业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每个国家的分配都是跟要素的分配有关的。如果资本要素增加很多，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就会降低。用这样一个方式发展经济，结果会造成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分配结构发生扭曲，就是收入差别拉大。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由于最终需求不足，我们就越来越需要依赖出口。大量出口的结果，又会使我们的贸易结余增加，导致外汇储备大量积累，进而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人民银行对这些外汇储备结汇的结果就是高能货币(也即基础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这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量的资源给外国人用了。我们手里的美元外汇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低收益的资产。这等于我们借钱给西方人，让他们来买我们的东西。或者说，贫穷的中国补贴西方的富国。

　　另外，货币供应太多就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压力，又要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付出利息去收回中央银行的高能货币，才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是一个连环套。而且，世界经济是有波动的，这么高度的依赖出口，使得我们经济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上的经济波动的冲击，更不用说因为过度的依赖出口造成和贸易伙伴的各种摩擦的问题。这些都是短期问题。

　　还有一些长期性的问题，比如说，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一定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投资回报递减”，即投资的效率下降。这个规律的作用，现在已经逐渐地表现出来了。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每增加一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块钱。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一亿元的GDP需要投资一到两亿元，我们21世纪头三年，马凯主任引用的数据是5亿元。也就是说，人家的ICOR是1-2，我们是5。这是用的我们统计局的数据，根据国际的经济资料库的数据，我们最近三到五年的ICOR是5-7。

　　我们现在企业的投资主要是靠银行信贷支持的，而投资效率过低就意味着贷款银行信贷支撑的增长，信贷回收的前景就有问题，就是说投资不一定都能收回。这些投资不能收回，也就是说这些银行信贷还不了，其结果就是金融系统风险的积累。为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4年就预料了东亚要出事？他的主要根据就是东亚这些国家增量资本产出率过高，当时马来西亚的数字就是5。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水平上，所以这种情况不能长期持续，长期持续不但有近期的问题，长远的问题就更加严重。

　　如果说，我们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安全过关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当时我们没有完全地开放，在金融上没有完全跟世界市场接上，所以这个冲击有缓冲带，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不直接传递过来。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到了今年12月，WTO过渡期就过去了，我们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就完全接上了，国内的经济、特别是国内企业也就完全暴露在国际竞争之下。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短短的时间赶快尽量做好准备，防止出现大的冲击。所以，“十一五”规划决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转变增长方式，这是很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在“十一五”期间，坚决地实现“十一五”规划的要求。

　　在制订“十一五”规划期间，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理论界、经济界，对过去发展的历程做了一个历史的回顾和全面的检讨，特别是从理论、政策和实践总结了我们过去在发展道路、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理论上应该说是搞得比较清楚。争论的焦点就是投资和资源投入拉动的粗放增长，是不是工业化的理性阶段；第一步优先增长，或者说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这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开始从源头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过去我们这里流行的一些说法，就是投资和资源投入拉动的粗放增长是工业化的理性阶段，重工业优先增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等等。这些说法都是对于先行的工业化国家早期的经济增长，就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反映，但这早被经济学，包括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否定。只不过我们这里有人还延续过去的一些说法，特别是前苏联人的说法，还认为它是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际上从19世纪末期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已经根据新的实践得到了更新，19世纪后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是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所以，我们现在决定了“十一五”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跟世界潮流完全一致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实现？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是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

　　改革路径和战略重点

　　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研究了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变是通过哪些途径实现的。概括起来，从19世纪末期到现在，西方国家，就是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的转变主要途径有三条。

　　——第一条，叫做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早期的经济增长，也就是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末期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增长也依靠了技术，但是这个技术，通常都是由经验积累形成的，所以它的范围和深度都是很有限的。当时代表性的技术就是蒸汽机。而19世纪后期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依靠的技术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技术，其标志是电、电机和内燃机的使用，而这些技术都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是早期经济增长的技术可以比拟的。

　　——第二条，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迅猛发展。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就开创了工业化。在18世纪到19世纪后期的早期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工业化的观念就是用工业来代替农业，用机器代替手工。按照早期经济增长的推论，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就变成了重工业为主。其逻辑是这样的，早期经济增长靠的就是用机器代替人工，为了尽量用机器代替人工，就要尽快生产工业母机，为了生产工业母机就要有基础工业，就是重工业；重工业发展越快，机器代替手工的过程就越快，机械化就越快。马克思对此提出质疑，说这样发展的结果一定会造成垄断，造成工业的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的灭亡。19世纪末期出现了新情况，就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服务业的发展，超过了工业的发展速度。而且到了20世纪的早期阶段，服务业就变成国民经济中的最大的产业。就是在20世纪初期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种发展情况。而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说经济的发展效率的提高要靠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使得生产成本降低，但是分工的深化会带来另外一个负面的影响，它使得交易的次数更加频繁，交易的范围更宽，所以在投入经济的资源总量中，用于交易部分的资源比重就不断地上升。而服务业就是来处理交易、处理人们之间交换活动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服务业的发展，不但能够降低生产的成本，而且能够降低交易的成本。所以，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三条，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起来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就能够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主要部分是信息成本，把信息技术运用于各行各业，就能够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使得整个社会的效率得到提高。

　　——当然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从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的过程中，劳动力从低效的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转到现代的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有大量的人口、大量的劳动力，从低效部门转到高效部门，结果也造成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们现在讲的别的国家的走过的道路。

　　我们再看看“十一五”。“十一五”所规定的战略重点，正好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提高国民经济效率的基本途径。“十一五”规定了要加快推进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社会，主要是讲了这样四个方面的战略重点。

　　——第一个战略重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就是和科学相联系的技术的普遍运用。“十一五”关于这方面，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第二个战略重点，就是要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们有一些地方在第十个五年计划里已经提出来，要发展制造业或者发展先进制造业，但是，似乎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先进制造业或者现代制造业(即20世纪后期的制造业)有什么特点。先进制造业不是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建立的那种单纯的加工、装配、制造，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

　　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明，就是台湾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来的制造业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说，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就像人笑起来的一个弧线，这个价值链的两端是附加值高的、盈利性强的，中间这个低下去的部分是附加值低的、盈利性差的。微笑曲线的前端或者左端是什么呢？是研发、原材料采购、设计，后端或者右端是什么呢？是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或者叫综合物流、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中间这一块是加工、组装、制造。而且，微笑曲线的弧度越来越大。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还比较平坦，到了90年代这两端就翘得很高了。

　　我们现在虽然是世界最重要的加工基地，但主要是靠卖硬苦力。这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说我们主要做附加值低的、盈利性差的，加工装配的部分。所以，我们所谓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制造业，要使得我们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就是说要努力向两端延伸。要向前端自主创新延伸；要向后端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综合物流等方面延伸。这些就能够提高我们的附加值。

　　——第三个战略重点，就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我们现在的服务业水平大大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虽然工业普查以后，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GDP中服务业的增加值占40%，但这个水平仍然是低于一些比我们落后得多的国家，比如说印度。服务业总体发展滞后的必须大力发展，在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高技术含量、高价值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领域非常广阔，空间很大。我们如果能够使得制造业制业，向价值链的上下游延伸，能够发展综合物流，那么就能够大大提高我们产业的附加值，提高盈利。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为了要取得收入，就只好数量扩张，而数量扩张的结果又造成许多贸易摩擦。

　　——第四个战略重点，就是要在积极推进城市化的同时，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十一五”规划中确立的这四个战略重点，可以说是我们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渠道。

　　转变政府职能是关键

　　这里附带说一下关于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信息服务是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一个重要的措施。我们在早些年提出了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就是走信息工业化道路，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也是”十一五”所需要坚持的一个方向。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待信息产业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早期工业化的眼光去看信息产业。一说到发展信息产业，就是要发展硬件生产，生产芯片、生产电脑、生产外围设备，等等，而没有注意，所谓信息化的要点不在于硬件生产，而在于用这些硬件加上软件，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提供信息服务，改造各个部门，使得整体效率，也就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得到提高。

　　我们现在信息产业结构上有很大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硬件为主、软件为辅、服务薄弱，这跟世界的总趋势是不一样的。世界总趋势是硬件为辅，软件加服务为主。过去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信息产业是后起的，而且我们整个结构比较长于跟物打交道，不长于跟人打交道。这种情况大致就是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但是台湾到了80年代末期因为外汇管理制度放开了，新台币大幅度地升值，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产业的企业，就觉得走老路(主要搞分销和代客加工)走不长，所以它向代客设计转化，有的企业向品牌营销转化，像宏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发展自己的品牌。台湾的信息产业的企业，在这个转化中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我们可以加快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内部市场广大。台湾因为是一个小岛，市场容量很小，所以它要向品牌营销转化的时候，就不得不进入发达的、成熟的、竞争非常激烈的像美国这样的市场去打拼，非常困难。有些台湾企业利用了大陆市场，向品牌营销转化就顺利得多了。所以大陆的企业更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条件，使得信息产业能够升级。

　　从“十一五”这些主要的战略重点可以看到，我们的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措施，现在应该说规定得比较准确。这些措施要能够实现，关键在于一个好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要用改革来推动发展，用改革来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能够保证我们增长方式的转变得以顺利实现。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重要的战略措施，就是技术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别的国家的经验看，技术创新活动为什么能够在20世纪非常活跃呢？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自身发展，而是一个好的体制。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一套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展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而这一套学术规范的建立和这套激励制度的执行，都要靠独立的、自律的科学共同体。对于技术创新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营建一个健全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人才市场，要有一个很好的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得创新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我们这里的关键是要改变现在这种行政化的、官本位的教育科研和技术开发体制，实现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化。

　　从服务业来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服务业的附加值高，但是为什么服务业发展迟缓呢？这里有认识上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要求的制度环境比制造业的制度环境要严格。制造业跟物打交道，要求不高，比如螺丝钉是钢铁的加工，而服务业往往是看不见的那些东西，是跟人打交道的，它对制度的要求很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

　　

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教授对这个问题阐释得很透彻。跟物打交道的时候，合同的执行比较容易，做一个零件，什么时候交货，质量如何，一量就出来了。金融产品就不太容易说清楚，如果法治不健全，合同就没有办法判断，实施合同就非常困难；加上现代的非人格化交换，人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次交道打完以后这辈子也许就不再见面了，这种合同的执行一定要有第三方，特别是正式法庭来保证合同的实施。如果法治不健全，这个合同的执行就没有保证，而需要通过人际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以至于我们这里各个地方都有特别的用语，广东人叫“搞定”，

上海人叫“摆平”，四川人叫“勾兑”。这样的话服务业就很难发展起来，而且成本会变得很高。所以，除了必须要改变我们过去对服务业陈旧的认识，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还要加快以产权保护为基础的法治建设，这样才能改善服务业的经营环境，使服务业发展起来。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于怎么改善我们的体制有一个全面的设计。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规定了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蓝图。

　　在去年，政府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要进行改革攻坚。不过，这两年出现了一点曲折，就是一场大的辩论。为什么2005年本来领导提出的要求是一个“改革攻坚年”，结果实际的情况变成了“改革质疑年”，甚至是“改革否定年”？在我看起来，根本的原因在于某些旧体制的一些支持者(我把他们叫做“老禁卫军”)，利用大众对于社会中有一些黑暗现象的不满，重新提出他们在十几年前就提出过的一个口号，叫做“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或者叫做资改路线”。他们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在去年某一段时间，还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好在今年，特别在两会期间，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明确地表态要坚持改革不动摇。就像胡锦涛同志在3月6号上海代表团讲话所说的，“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要实现领导同志这个号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划，比如说企业改革要如何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要如何推进，要素市场化要如何推进，但是这里面关键的关键，我认为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因为转变增长方式的体制性障碍，都是跟政府有关的；上面我们谈到的四点都是跟政府有关的。

　　我们说了，怎么建立一种好的体制，能够保证这个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实现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要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建立法治环境肯定是政府的责任。前一段时候有一种意见，就是说所谓华盛顿共识会误导中国的改革，并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讲话。华盛顿共识有十个要点，最重要的三个要点，一个是价格的自由化，一个是产权的私有化，一个是全球化。我们这里引用的三点是错误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会误导。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的原意并不是这样的；其原意是说这三点是重要的，但并不完全；市场要能够有效地运转，除了这些内容，还需要很重要的制度的支撑。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支撑，它是误导人的。

　　那么，这是一些什么制度呢？刚才说了一个法治，其实还有其他方面制度的支撑。比如说，要有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有基本的教育体系，而所有这些制度支撑，主要都要有政府提供。所以总体来说，要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完善起来，关键的关键在政府。情况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而管不好的事，而应该由政府管的事，却没有管好”。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有效运行，政府应该从那些不该管的事情上退出来，同时政府职能必须到位，应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起来，而且管好。

　　其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从现在来看，第一个就是提供法治环境和公正的执法，第二就是运用总量手段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三就是要提供义务教育，第四就是构筑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等等。

　　当然，政府要从不该管的那些领域退出来，管好应该管的事情，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里存在一个对于这种新的职能的熟悉程度问题，而放弃旧的职能，又涉及到我们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很难比较快的完善起来；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很难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得到实现。所以，虽然有难度，但是这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我们必须努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