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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先生因为几年前“大学扩招”的政策建言而被人称作“教育产业化之父”，然而，人们不太知道的是，汤敏先生在义务教育方面发表了多篇文章，在经济学家中，他是坚定支持免费义务教育的，这和周克成先生的观点正好针锋相对。为此本刊特别采访了汤敏先生，请他全面阐述了免费义务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权衡》：义务教育我们说的很多，能否请您具体说说义务教育的“义务”应该如何
理解？是国家的义务，还是公民的义务？
汤敏：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形式规定对一定年龄儿童实施的某种程度的学校教育。“义务”的涵义包括父母与家庭有使学龄儿童就学的义务，国家有设校兴学以使国民享受教育的义务，以及全社会有排除阻碍学龄儿童身心健全发展的种种不良影响的义务。
一般来说，义务教育既有强制性又有免费性：义务教育是“强迫教育”，每一个适龄儿童必须进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当然，如果只有强制性也是不行的，因为有的父母确实没有能力供自己的孩子上学，如果不免费，强迫性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义务教育首先应该是政府的义务，政府有义务办学校，培养师资，通过立法规定必要的办学标准并创造这样的条件，使得所有的人都有条件进入学校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
《权衡》：义务教育一定是免费的吗？
汤敏：是的，但是有程度的不同，不同国家免费的概念也有不同：有的是免学费，有的是免学费和杂费，也有的是一切费用全免，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总的来说，各国政府都把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当作非常重要的一项政府责任。不但富裕的国家是这样，连不少经济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的。从国际比较看，免费义务教育是大多数国家的共性选择，全球的190多个国家里头有170多个国家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发达国家从早期的6年义务免费教育制度，逐步提高到8年、10年，最终实现包括大学和幼儿园在内的广义免费教育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免费义务教育也十分普遍，亚洲国家更是以重视教育著称，大多国家都已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像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柬埔寨、老挝、越南、尼泊尔、孟加拉这些国家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而且不但在农村，还有城市，这些国家都能实现免费教育。中国应该说现在已经完全有能力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特别是要优先在农村实现免费教育。
《权衡》：中国实施义务教育20年，为什么现在才提出免费？
汤敏：事实上，我国早就已经开始对义务教育阶段免学费，但还收杂费、书本费和住宿费。简单说来，我们国家以前对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现在，我国经过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国家财力大有提升。尤其是近年来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国家能够承担起全部义务教育费用的支付。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物质生产匮乏的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社会建设应该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扶助，这与执政观念向“建设和谐社会”转变是相一致的。而对弱势群体的帮助，以最少的代价能有最大收获的，首选在基础教育上实行免费。这是平等竞争机会的一个前提条件。
《权衡》：我们现在具备全面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条件了吗？
汤敏：这说到底是一个支付能力的问题，到底我们为了推行全面的免费义务教育要投入多少钱呢？有学者推算说：全国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约为1.84亿，义务教育所需总费用约为920亿。根据我们亚洲开发银行用2003年的数据的匡算，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财政每年要增加开支在210亿到845亿元左右。如分两年实行，每年要增加财政支出约105亿至422亿之间。我国近年来每年新增财政收入为5000亿元。用新增财政收入2.1%—8.4%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在现有的政府支出格局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在当前的财力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从目前国家出台的各项新政策来看，中央政府对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已经列出了时间表。
《权衡》：从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看，投放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应该如何使用？
汤敏：现在我们经常说国家对教育投资不够，这我是同意的，我们现在的教育投资占GDP不到3%，如果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4%，政府还需要追加投资，这些投资应该投到什么地方呢？我认为首先应该投到义务教育，而义务教育又要优先照顾农村地区，尤其是特别贫困的农村地区。我们亚洲开发银行前年就提出了首先要在农村尽快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的方式。农村还有那么多中学或者小学，贫困的农村、贫困的农民还要交杂费、书本费，这个不首先解决，是我们整个的投资或者说财政资金运用的一种误区。
原则上来说，免费义务教育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同时执行的，因为既然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应该农村和城市一视同仁，从目前中国情况来看，从轻重缓急的角度来看，应该首先实行农村的免费教育，城市地区应该是先给贫困家庭实行免费教育。事实上这个在很多地区都通过各种财政措施实行了。
《权衡》：当我们说免费义务教育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其实这个免费只是针对公民而言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还是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实际上还是来自于对公民的征税。是否可以把免费的义务教育视为一种转移支付？
汤敏：对有些财政能力不够的省份、县市，是需要通过中央与省市的转移支付，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从对个人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笔国家对家庭的补助。从广义上看，也是一个转移支付。
我们还可以从怎么样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来看免费义务教育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民的购买力如何增加？关键在于农民的收入增加。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就等于是使农民增收。能大大减轻农民在义务教育方面开支的负担。按照我们的匡算，如果分两年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每年可以减少农民开支105-422亿元，等同于增加农民平均收入0.5到2个百分点。
《权衡》：我们所说的义务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基础教育的概念，基础教育这种产品是否能够由市场来提供呢？为什么要把基础教育变成国家免费提供的义务教育？
汤敏：义务教育具有非常强烈的公共性，如果不免费，不能保证让所有的人得到9年义务教育，而这样的人在未来几十年里很难体面地生存下去，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要涌到城市里来。这些人涌到城市里来能不能生存下去，是变成未来城市的负担还是变成城市发展的生力军，跟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至少是初中的文化程度，他们在城市里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即使生存下来，也容易变成未来城市的贫困户，也会成为城市的负担。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保姆学校，从边远地区招一些小姑娘，对她们进行一个月培训，然后让她们走进城市当保姆。我们发现，如果这些人接受过初中教育，那么经过很短的培训，她们进入北京后能很快地发展起来，经过一两年或者两三年，就能很快地就能找到别的工作，发展到别的地方；但是如果只接受过小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就比较困难。我们曾经也接收过极少数的接近文盲的人，往往一个月后要送回去，他们根本适应不了当前的城市生活，连保姆的工作也干不了。城市家庭也不放心把孩子、老人交给大字不识的人来管。随着未来的社会发展，你要是没有一定的知识——比如说没有接受过义务教育，那你是很难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的。以后这部分人又得成为社会扶贫的对象，那时候我们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所付出的整体成本就要高得多。
现在不加快、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未来的社会与财政成本会非常高。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发国债来投资义务教育。很多国家到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借钱投资到它的义务教育领域。我们现在可以借大量的钱建高速公路，可以借钱去建电厂，为什么不能借钱来办我们的义务教育？事实上，拿出我国每年财政收入增量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达到免费义务教育，至少是农村的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首先要求国家加大投资，宁愿目前少修一点高速公路、少修一些绿地广场，先把义务教育做上去。
《权衡》：义务教育经费的使用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必然会有大量的浪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汤敏：任何财政的支出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都会产生浪费。在过去，国家已经对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应该说，整体来说还是有效的。当然要进一步完善这一监督机制。这就要通过审计，通过民主监督，通过多层次的抽查等方式来进行。
《权衡》：义务教育的质量如何才能保障？
汤敏：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是另一个问题。而且，质量是一个永远可以不断提高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要改革我们的教育方式，从应试教育向能力教育、素质教育转变。在当前，要加强培训农村基层学校的教师，还可以通过充分利用电视教学、网络教学的方式。
《权衡》：如果国家投入更多教育经费，实行全面免费义务教育，这也意味着国家在基础教育上拥有更多的“话事权”，从逻辑上讲有可能加剧国家在基础教育市场上的垄断程度。如何看待免费义务教育与教育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
汤敏：原则来说，国家对任何部门的投入都存在着这一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家在基础教育上有更多的“话事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有问题。关键是民众对国家教育部门本身的监督。而且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不意味着就不能有民办学校。在国外就有着大量高素质的民办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学校就有着更大的自主权。大量的民办学校的出现还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如实行“教育券”制度，能更好地解决政府有关部门对教育管理的过分干预问题。这些问题是实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都会存在的。免费义务教育与教育市场对民间开放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当然，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投资教育，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产品。不能因为国家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就把基础教育市场垄断起来，不让私人资本进入。
汤敏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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