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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的“十一五”规划
――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上)
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
2006年3月16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举行了一场别出新意的“两会”解读会，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 Stiglitz)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讲演。我们分两期简报报道这一活动，本期简报报道前半部分内容。
“十一五”规划是一个综合性的纲领
首先斯蒂格利茨教授肯定了近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回忆起1980年讨论中国的转型经济中的问题时，任何人都没有预计到中国在这30年里会取得了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回想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正常的转型经济增长速度在3.5%-4.5%之间，中国近30年发展速度高得多。
总的说来，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旨在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正如有些人所担心和关心的问题：在将来的30年里，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会不会不再保持9%的增长速度呢？中国该如何才能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呢？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正确地把握它的发展方向显得十分重要。“十一五”规划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引导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一个综合性的行动纲领。世界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倡综合性的发展战略，一个国家若想取得发展的辉煌成功，它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它不能拘泥于一两种政策，必须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和策略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模式很有特色，整个进程都是在政府计划指导下进行的。但是，现在政府所制定的发展计划和40年前的计划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时候的计划特别详细，包括政府该如何做，每个部门该生产多少产品投入多少原料等等，而现在转型时期所制定的计划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计划，指导政府该怎么做，而且还是研究机构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是很有特点的，隐含的意思是说经济转型的模式有很多种而不仅仅只有一种，不同的转型模式带来不同特色的市场。当一个国家探讨市场经济甚至考虑选择何种市场经济时，要注意“什么是市场经济？”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因此做选择时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价值观的特点做出最优的决策。
“十一五”规划强调“和谐发展”
“十一五”规划中的中国模式反复强调的是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不只单单强调GDP的增长。它强调“平衡发展”，比如强调限制城乡差距、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差距以及地区内贫富差，还强调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不仅仅考虑当代人的需要还考虑后代子孙的利益，这样的发展模式才能使整个国家可持续地发展。
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那么，是不是存在一个标准可以挑出最优的模式呢？可是，问题在于我们将如何去衡量和评价政府的行为或者决策呢？正如信息经济学所提到的，这些行为是不可观测的也就没有办法衡量了。“十一五”规划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不再只注重GDP这一个指标，而是采用了一些更加广泛和合理的衡量指标。第一个原因在于GDP的增长率这一个指标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就拿美国来说，在过去五年里美国的GDP一直在增长，增长率是2%、3%和4%等等，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公民却觉得自己所生活水平在下降，不仅仅是因为贫困人口在增加，而且是因为中产阶级家庭实际年收入也下降了1500美元之多，因此，美国在最近5年的发展，如果只论其GDP它是成功的，但是论及人均收入它是失败的，甚至很多美国人担心美国这个富裕的国家却将要住满穷困的人民。
只关注GDP的做法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GDP不考虑折旧，如自然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恶化。拿美国来说，收入上升的同时环境越来越好，然而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的GDP上去了，但是环境恶化的问题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更好的衡量指标体系要包括环境指标。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HDI(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它是度量人均收入和社会舒适程度的一个指标。
在中国，随着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一些社会指标，尤其是反映农村的社会指标的增长速度却不如很多别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中国的GDP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就社会指标而言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在渐渐缩小。中国的贫困人口在减少，但是农村的发展却很缓慢，这是值得关注的。
如何衡量成功？如何衡量不同模式市场经济？他认为衡量一个市场经济转型是否成功不仅仅需要GDP这个指标而且需要更加广泛的一系列的指标。成功的市场经济是立足于市场的，同样成功市场经济运转需要政府的支持。讨论的焦点不是市场重要还是政府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两者的平衡点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理论不仅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且强调市场的缺陷，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关于市场的重要性的讨论很多，因此他只讨论大家关注的政府这一方。在经济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亚当.斯密思想很细致，但总的说来，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市场象看不见的手一样调控着经济使之达到有效的状态。对经济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阿罗.德布鲁在50年代中期证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才是有效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主要研究不完美信息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对市场意味着什么。研究的结果可以概括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本该通过个人与厂商的利益最大化来促进社会福利的，但很多时候它看不见其实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当信息与竞争不完美而市场不完全时，市场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观察各个社会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源于政府干预太少或者干预太多，也就是说，政府有时候该做的没做而不该做的却做了。即使中国过去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太多，我们也要防止矫枉过正。
平衡经济中的各个部门也不容忽视。农业是每个市场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无论在生产还是服务方面都是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他认为政府需要重视的五个方面，这也是“十一五”规划中所提到的，这五个方面包括：收入分配、创新、环境、宏观调控以及发挥市场的作用。
“和谐”和“平衡”问题。中国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增长速度快而且还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平衡问题不仅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在现代市场上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个问题涉及“全球化”，尤其是资本全球化和劳动力全球化。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不可以，政府认为对资本征高税的话，这些资本就会流到别的地方去，这就迫使政府对资本征税很轻；但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就差很多，政府对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征税的话，劳动力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政府就把对资本的征税转移到对劳动力征税，使得劳动力的税负很重。
工业发达国家在追求“贸易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发达国家对出口补贴，尤其是农业大量补贴。这个问题为何与中国有关呢？这是因为这些补贴实在是太多了，总的说来，发达国家的农民的50%的收入来自政府，可以看出，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而不是土地。发达国家的这种做法是很成功的，补贴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在中国，大家也在讨论怎么提高农民的收入怎么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但是中国加入了WTO，农产品的价格会逐渐同国际价格保持一致，农产品的价格会下降，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会伤害中国的利益。
保持收入分配公平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它反映了市场的失灵，中国向市场经济迈步的过程中同样会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的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日本的3倍，在美国管理层的收入是普通员工收入的1000倍，这并不是意味着管理层比普通员工有效率1000倍。即使是完美的市场也不一定带来社会和谐，只是带来社会能接受的收入分配，因此，政府要特别重视收入分配问题。
“十一五”规划强调“技术创新”
阿罗德布鲁模型在回答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市场会有效？这个模型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没有讨论技术创新，即使很多人认为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强项。标准的阿罗德布鲁模型的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全球的技术水平是恒定不变的”。有很多的文献在讨论技术创新，讨论市场经济是否会带来最优技术投资和最优技术水平，事实上，其中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献阐述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说在某些条件下市场是失灵的，即市场是非有效的或至少不是那么完全有效的。技术是一种公共品，而靠市场来提高公共品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这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差距不在于自然资源的差距而在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如何鼓励技术创新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奇迹在于努力提高人力资本来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是“十一五”规划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强调“自主创新”，并且已经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要缩小差距还要奠定自主创新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型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因此他认为政府支持创办一些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尤其重要。
知识产权的问题。美国在200多年前就在宪法里规定了技术创新者拥有知识产权。但是他认为知识产权体制并不总是完美的。首先，大多数关键技术的进步跟知识产权体制无关，比如诸如激光等基础性研究都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而知识产权体制只是在把这些基础技术成果转化成产品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二，知识产权体制和别的产权体制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他的产权体制提高激励来提高效率的，但是知识产权体制导致了垄断，而垄断破坏市场经济，要知道成功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竞争，阿罗德布鲁模型主要讨论的就是竞争的关键作用，即使是不完全竞争也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理论上，动态博弈有可能降低由垄断带来的对市场的扭曲，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是最优的知识产权体制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无论是静态博弈还是动态博弈都不可能降低这种扭曲。他总结以下三点：第一，研发的最重要的投入是其他的知识存量，但是有效的知识产权体制使获得其他知识的成本提高，因此也就提高了研发的成本；第二，专利制度的问题。19世纪怀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后去申请专利，但是另外还有人也申请了专利，知识产权的限制使得怀特兄弟没能如愿，而带来的后果就是飞机技术长期停滞不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飞机的需求十分迫切，知识产权制度不得不让步，这样，飞机技术才得以发展，这件事情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倘若当时知识产权制度不让步的话，今天飞机可能就不能在我们的上空盘旋了；第三，知识产权体制导致垄断权，垄断降低投资研发的积极性，同时也限制其他公司的研发活动。关于这一点，历史是很悠久的，早在19世纪有人想申请制造汽车的专利，想用制造汽车的思想来建立卡特尔来确保汽车的高价格，如果这个专利申请成功的话，福特就不可能发明现代汽车，也就不可能导致现在汽车的价格如此低以至于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另外，微软的例子显示了过度的垄断权是如何抑制创新的。
WTO于1994制定的TRIPs的知识产权体制是一个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体制。知识产权有巨大的社会成本——它创造了垄断权，提高了价格并扭曲了市场。当这些是建立在已有的垄断权或触及到关键领域时(比如治病救人的药品)，社会成本可能十分巨大，因为知识产权体制使受保护的产品成本极高，让成千上万的人(比如非洲国家的人)不能享用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尽管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知识产权体制仍然以制药公司等企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社会福利为出发点。1998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在发展的知识这一章指出没有平衡的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是十分不利的。
鼓励技术创新的方法很多，且有些方法成本较小。附加知识产权就像征税一样，会使价格远高于边际生产成本，而且，附加知识产权就像是只对生病的人征税(逻辑是：你生病了，你得去看病，看病用到的医学方面的技术都附加了很高的产权价格了，尤其是那些救命的药品，面临死亡谁也不会太在乎这个价格，因此说病人支付了药品等的产权的高昂价格)，无论按照哪种社会福利的计算标准，都不会说这样的征税方式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西方国家都在这样做。我们应该鼓励医药技术创新，但同时要保证产品生产出来了在市场上按照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保证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让产品的价格下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技术研发合作来接触更多的技术创新项目，这不仅有利于本国的技术创新而且还有利于降低由于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扭曲。
(周艺艺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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