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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以升 发自北京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关于改革的反思和争论，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已成为主流声音。然而，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却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看来，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市场
化程度已经较高，但资本、土地、劳动力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却进展缓慢，而要素市场化改革又需要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以相辅相成。
反思改革者来自何方？
《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本来被大家预期为“改革年”，结果却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改革反思年”，在您看来，是哪些力量在反思乃至质疑改革？是否因为改革在具体的细节和设计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许小年：现在对改革的反思有各种不同的角度，我认为应该在肯定改革的成绩和方向的前提下，以继续推进改革为目标来总结二十多年来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政策和具体措施上，在操作方式、时间点的选择和改革的顺序上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但是必须强调，总结经验应该在肯定改革的大方向下进行。这是第一种反思的态度。
第二种反思来自从改革中获益的利益集团。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社会上已形成多元的利益主体，其中包括了政府。我这里讲的利益集团没有任何道德上褒贬的含义，靠伦理道德解决不了多元社会中的利益平衡问题。由于进一步改革会触及一些集团的利益，他们对改革的反思意在保持现状，或者以改革为名，借改革的机会巩固和扩大本集团的利益。最近举行的“两会”上，提出“十一五”期间继续深化改革，并将政府的改革放在第一位，这是非常正确的，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一项任务。经济越是市场化，官员“寻租”的机会就越少，对改革的看法当然会有所不同。
还有第三种反思，来自于在改革中获益相对较少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反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改革缺乏了解，对未来不确定前景的担忧，以及社会观念落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为什么过去吃粗粮，现在吃肉，还要骂娘？无非是碗里的肉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多，或者别人碗里的肉比我的还多，心里不平衡，算账就算到了改革的头上。反思改革不能往回走，往回走违反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相信没有人因为别人碗里的肉多而宁可回到大家一起吃粗粮的计划经济时代。要向前看，怎样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均衡机制？小农经济的均平观念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所以说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一定要有观念上的转变作为基础，尽管观念的转变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
渐进式改革的利与弊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选择的改革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和所谓Bigbang改革路径相较，这种改革路径有什么特点？
许小年：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和东欧以及前苏联的改革不一样，那里是休克疗法，在同一时间对整个系统动大手术。渐进式改革是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依次推进，好处是转型的痛苦和成本比较低。
但是渐进式改革也有问题，就是在一些领域改了，但另外一些领域还没有动，已经改了的部分和尚未改的部分相互不匹配。一方面，未改的拖已改的后腿，新体制不能有效运转，甚至夭折。另一方面，在局部改革中产生的利益集团总是要阻止进一步的改革，因为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新老体制并存，例如对寻租者来说，既需要保持对经济的行政管理和干预，又需要有市场，才能把行政权力变现，变成部门和个人的好处。
《第一财经日报》：您所指的已经改革的部分，和还没有进行改革的部分，大致是哪些领域？
许小年：大致讲，我国27年的改革，只是在产品和服务市场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在这个市场上依靠价格信号进行资源配置。但是在要素市场领域，改革进展得非常缓慢，要素是指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这三大生产要素。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发育，应该说还只是开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充其量只完成了一半，或者说只是一小半，因为要素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早已超过了产品市场。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自然就有这样一个结论，要扩大改革的面，把改革扩展到要素市场上，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去。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请您从资本、土地、劳动力三个方面分别解析一下各自的市场化程度，以及这些领域改革的方向或者目标。
许小年：先讲资本市场吧。在谈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再次强调，资本市场的概念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公开市场和私募市场，不要一说资本市场就是A股，A股市场只是资本市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资本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突出表现在价格信号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对金融资产价格实施管制，包括利率、股价、债券价格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打乱了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且仍然保留了行政审批，例如发企业债发行的额度审批。资本市场上的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大多为政府所有，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的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是否在资源配置方面带来了一些后果，例如低效率和资源错置？
许小年：是的。改革滞后、资源错配的结果就是金融资产质量差，金融系统内部积累的风险无法化解，反映在我们银行业数以万亿计的坏帐，反映在证券行业的大量亏损上，半数以上的证券公司存在流动性问题，也反映在信托业整顿了这么多次，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从根本上摆脱了困境。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充分的市场化，市场规律、市场纪律和价格信号不能发挥作用所造成的。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在资本要素领域，您如何理解改革的方向？
许小年：第一，政府要退出市场，降低金融业的政府所有制；第二，解除管制，包括数量上的管制和价格上的管制。我国改革的经验证明，政府不退，市场就发展不起来，如果当初不是国家计委取消了对产品生产数量和产品价格的管制，市场价格就没有办法形成，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产品市场的繁荣。
政府要停止对股票市场的干预，由市场力量形成价格，让价格指导资本的配置，托市、救市的做法扰乱价格的形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股市应该托，楼市、钢市、水泥市、服装市、娱乐市等等是不是也应该托？哪一行不是事关国民生计、涉及千家万户？政府都托起来市场怎么运转？
政府减少商业性的金融资产经营是另一方向，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刚刚开始，证券业对民营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的开放也需要进一步扩大，要立法保证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进入金融业的权利和经营权利。
《第一财经日报》：请您谈谈土地市场和土地市场改革的方向。
许小年：当前的土地一级市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政府作为总批发商，垄断了供给，反映土地稀缺程度的价格无法形成，更谈不上对土地配置起到什么作用。改革的方向就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要在法律上先突破，通过立法来创造土地的一级市场，建立公开、透明，各方都有权参与的土地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劳动力要素市场当前的市场化程度如何评估？
许小年：我们讲的劳动力市场，当前最重要的是专业人士的市场，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仍由政府指定，市场化程度非常低；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高管人员也没有市场化，企业仍带有浓厚的家族特征，所有者和经营者还没有完全分离。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较低的市场化程度带来怎样的影响？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怎样的？
许小年：市场化程度低必然导致资源的错配。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由政府任命，考虑问题就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想政府之所想，以最大化自己的提升机会，或者规模最大化，因为规模和个人的潜在好处连在一起。民营企业家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上的管理人才资源，企业的发展就受到了限制。
回归监管本质
《第一财经日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看，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来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许小年：要素市场化程度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和要素市场欠发达有很大关系。例如资本市场上价格信号扭曲，政府压低资金成本，助长了投资冲动。劳动力市场上，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预算和规模，而不是最大化利润，也是投资驱动型。土地市场同样如此，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获得土地，鼓励固定资产投资，鼓励外延式增长。
这些现象从微观层面上说明，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低，是中国经济内在的投资冲动的根源之一。要想把中国经济增长由靠投资推动的模式，转变成靠技术靠自主创新，就必须进行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如果要素配置还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微观基础就改变不了，仍然是拼投资、拼资源。
《第一财经日报》：您前面已经谈了三个领域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方向，从整体上来说要素市场化改革还要有哪些举措？
许小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很长远，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其他领域改革的支持，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一点“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到了。例如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选择，是由政府任命，还是根据《公司法》由董事会从市场上招聘？
培育要素市场，首先政府要退出，政府只管基本游戏规则的制订，和游戏规则的执行。看看今天的产品市场，看看它的发展过程，还有政府在产品市场上的作用，对于政府在要素市场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具有借鉴意义。
在市场培育和制度创新方面，别忘了市场本身，也别忘了市场参与者的智慧。要素市场其实并不需要政府挖空心思地去设计，市场往往可以在有需求的地方创造出供给。中国的农村改革就是农民自发搞出来的，政府出文件规范化，加以推广。现在政策制订者为之头疼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其实市场上已经了答案，“地下钱庄”和“地下金融市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立法，让它们合法化，浮出水面，便于监管和推广。
《第一财经日报》：从要素市场化的角度看，您如何理解监管的本质？
许小年：监管这个词(Regulation)源于Regular，英文原文既无监督(Supe rv ising)的意思，也和管理(Managing)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合规”、“规范”的意思。中文翻译过来，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词义上、实践中都和行政管理划了等号，监管当局成了主管单位。其实“规治”是更好的翻译，规规矩矩做事，没有人管你，只有不规矩时，监管当局才介入，这就如同法院和公民的关系，老百姓平时做什么，法院并不过问，违法了，法院才传你出庭。“监管”的翻译约定俗成，再改好像也没什么必要，但政府和民间要清楚监管的原本含义。
监管就是只管市场规则，只管市场秩序，处罚“坏孩子”。监管机构根据法律而不是行政指令进行监管，《证券法》没有赋予证监会托市的职能，也没说指数不得低于多少点，或者不得高于多少点，管指数从《证券法》来讲是行不通的。监管机构还应该独立，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力监管委员会等等，应该有独立性，既独立于行政体系，也独立于监管对象，监管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不应走处长局长的干部系列，而应是专业的和职业的监管人员。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很多市场主体已经有了政府依赖心理，比如保证金的政府全额赔付担保等等，市场化的思路对市场主体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许小年：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市场参与者的观念要转变，在市场上赔了赚了要自己负责，不能有政府托底的预期。现在倒闭券商、信托公司的善后处理上，个人债权已经实行有限赔付，这是一大进步。市场经济不光是发财致富，还有倾家荡产的危险。有了风险意识，市场才能为要素准确定价，因为要素天生具有收益和风险的两面性。要素定价准了，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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