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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国家在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研究国家的经济理论却还是显得陈旧了。这几天重读施莱佛和维什尼的著作《掠夺之手》(2004年中文版)，又发现，在此之前的解释国家与增长关系的理论多是支离破碎的，而之后能构建出关于国家的经济学解释的大的理论还是少得可怜。《掠夺之手》算是一个尝试。
所谓“好的”理论，定有超越局部经验特征而在更一般层面上一气贯通的气魄和解释力量，形式简洁。对于做理论的，要有这样的成功实在是运气了。因为，你不能脱凡超俗地远离“学术圈子”，必须生活在大多数人所做的局部经验观察及小问题的密集研究的氛围里。经验观察和小理论的持续积累，不知道在谁那里纵然间看见了大理论的模糊轮廓。我以为，经济学家近20年来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就有这样的情景。
十多年前，经济学家研究经济转型的注意力集中在经验的差别上。解释所看到的不一样的结果成为第一代转型经济学文献的主力。经济学家试图要弄明白中国的局部改革为什么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俄罗斯批发式转型导致了不增长。早期代表性的解释理论是，中国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有利于局部改革的推行。而后来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中国的转型成功地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分权财政下的竞争促进了私人部门的崛起。之后的这类研究文献都在关注中国转型的局部经验和转型体制的独特性，如“财政联邦主义”、“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官员的政绩观”、“放权让利”、“开放与引资”以及“抓大放小”、“经营承包”和“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等。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文献并不入主流，因为它们不能与主流的经济学文献关于国家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命题贯通起来。主流的理论强调了私产制度、金融发展、健全的法制以及民主的政体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这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却背道而驰。这说明，虽然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验进行了不懈的解读，也许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被提出来。
中国的改革和增长一直不被西方世界看好，甚至对中国崩溃的预言不绝于耳。但是，由于体制的灵活和容易适应，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里多次避免了灾难的发生。当西方的正统国家理论和主流的经济发展理论把强势政府、缺失的法制以及资本不发达等“国家因素”看成经济落后和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的时候，中国的经验却把经济增长与国家增长协同起来了。
与主流经济学那些一成不变的命题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成功恰是得益于它的现存体制的可塑性和灵活性。这的确是一个少见的治理模式。中国的政治家们在策略上保持了对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并存的开明，使得中国的转型以经济形式的多元化为起点。时至今日，演变出来的体制的多样并存仍然奏效。不仅在经济转型时期始终保持着所有制的多元化，而且在很多方面，同在一个“单位”的人却能够生活在不同的体制里。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做法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正是由于体制的灵活，当西方观察家们指责中国在市场制度、法律体系等制度的基础设施方面表现落后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中国能灵活地用政治模式和国家治理的其他优势来弥补那些缺失。在法律和财产权制度跟不上的时候，是政府注重培养良好的亲商环境使外商直接投资得以大规模进入，而这些就是政治治理的作用。政治治理优势的另一个表现在于中国行政系统改革对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上。它把市场激励引入了地方官僚系统并能保持着政治上和人事上的集中制度。它促进了经济增长，尽管也制造了不小的代价。功过评说的背后依然需要依托理论。
构造和发展一个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新的理论，是一个可以对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有重大贡献的机会。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在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改革的不可逆性、内生的产权理论和体制的灵活性、增长的诊断学以及模糊产权理论等解释局部经验方面都取得了发展，但一个完整的解释理论则需要将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政治发展的道路与经济增长的推动机制之间的关系确立在一个逻辑一致和有微观基础的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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