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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谈“十一五”，理解得挺透彻
新华网信息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姜雪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的新农村政策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内需，降低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
中国新农村政策有助扩大内需降低顺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新农村政策不仅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同时也可以拉动中国的国内消费，扩大内需，有助于降低巨额的贸易顺差。
斯蒂格利茨说，新农村政策将主要从两个方面促进中国的国内消费。一方面是政府对农村政策的倾斜和投入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由于目前中国农村尚没有相应的医疗和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农民要存有大量的储蓄，才能支付这两方面的费用。
“而一旦国家加大了农村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建立起完善的农村医疗和教育保障体系，使农民不必为了担心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存钱，就可以降低农民的储蓄率，从而促进消费。”
斯蒂格利茨说，实行农村免费制义务教育和减免农业税都有助于促进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
此前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斯蒂格利茨曾建议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更多地依赖扩大内需而不是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
他认为，中国应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少人们的“谨慎性储蓄”以刺激消费。这包括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强大公共医疗体系，建立强大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家失业保险体系。
摘自《东方早报》：“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改变了‘计划’的涵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3月1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就“十一五”规划进行解读。
斯蒂格利茨是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曾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里取得的成绩令斯蒂格利茨印象深刻。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9%，人均收入从220美元提高到1100美元，增加了四倍多，日均收入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也从1981年的63.8%下降到了20年后的16.6%。
“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持久的经济增长，这一速度是美国经济增长黄金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倍。”斯蒂格利茨把这一切归功于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而综合性的战略规划则是中国长期成功的秘诀。
不要只看到GDP
在他看来，中国的“计划”已经不再具有中央计划时期的涵义。这一概念不再是对物资平衡或各种商品产量的指令，而是有关经济变迁的远景目标、政府作用的思考，它表明了支出的优先权、制度与政策的发展，并为之提供了协调经济活动的框架。
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没有把成功仅仅看作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斯蒂格利茨对此十分欣赏。“我们国家近5年的GDP一直在增加，但贫穷也在增加，而且中产阶级的真实年收入在不断下降”，他以美国作为反例，“这使得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穷人的富国”。
他认为，中国在评价成功时，应该更加重视一些其他的指标。这包括：考察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绿色净国民产出，社会中位收入而不是平均收入，有关社会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以及预期寿命、教育程度等社会指标。
“十一五”规划中对“和谐社会”的反复强调，引起了斯蒂格利茨的注意，在他看来，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平衡”的重视，这种“平衡”包括限制城乡差距、平衡政府与社会其他部分以及经济体中的不同部门。
他重点提及了政府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平衡。斯蒂格利茨认为，除了政府和追求利润的私人部门外，市民社会的作用正在日益凸现，现代社会中“三分天下”的局势也越来越明显。他强调，包括合作社、非赢利性机构(大学、医院)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市民社会，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即使在美国这个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商业界，合作组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农村、农业部门。”
环境税对中国一举两得
建立新的自主创新体系也在中国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中。斯蒂格利茨认为，除了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还应当重视如何处理WTO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框架内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平衡。
他建议中国通过支持基础研究以及发放强制许可证来加以解决。就好像美国使用国防开支作为其隐蔽的产业政策，因为国防的投入，事实上对航空研发以及其他民用领域提供了支持。环境与自然资源问题正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已经意识到，中国增长的人口和对资源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和全球的环境产生巨大压力。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此问题上，环境税对中国政府而言可谓“一举两得”，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鼓励合理利用环境。这一建议的背后体现着一种理念，那就是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应该更多采取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
斯蒂格利茨是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曾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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