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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评《中国亟待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李国学
近两年来，国内外围绕全球经济失衡的话题众说纷纭。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安，中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以及能源和原材料进口的过快增长也使中国感
觉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然而现实情况是，尽管存在巨额双赤字，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而中国虽然有大量贸易顺差，并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但这并未给老百姓带来太多的实惠。
因此，全球经济失衡很有可能被人为地夸大了，而当前的国际贸易差额核算体系，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项目，或者说在统计方法上存在缺陷，并给了人们重大的误导。而李月芬的《中国亟待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一文给了我们新的思路，这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当前的全球贸易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FDI放大中国出口
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本质就是通过资本的国际转移，实现商品生产过程的转移和商品输出的替代，还可以避开关税等国界壁垒。然而，原本由投资母国向FDI东道国出口的商品改在当地生产销售，让这部分贸易额被“隐藏”了起来，这导致了对投资母国出口额的低估；而商品返销投资母国也让FDI东道国的出口数据被高估。
这正源于上世纪40年代的贸易核算体系在全球化的今天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当前FDI、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以及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生产网络，都对传统意义的贸易差额统计产生了冲击。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王洪庆教授曾表示，美国对中国的FDI，与中国从美国的总进口、中国向美国的总出口存在着比例关系，即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从美国的总进口将增加0.499%，而中国对美国的总出口增加1.02%。这显示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向美国总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中国从美国总进口的影响。
而在传统贸易差额核算体系下，FDI就可能导致母国对东道国出口的少报、漏报，同时基于产地的传统贸易统计框架又导致东道国出口的多报。就是在这样的核算体系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高估了，而美国则从这种高估中获取好处，还造就了“中国造商品，美国发货币”的格局。
价值链下游出口被高估
李月芬在文章中提出，中国亟待建立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这对于拨开传统统计体系的迷雾确实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该体系仍然具有缺陷。
“以所有权为基础进行统计”，这一建议的潜在假设是产权控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大意义上的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已经有了更为高级的模式，就是让渡产权而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模式。
所谓的全球生产网络，也就是根据产品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比如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通过让渡产权，打破领导厂商与其他厂商(合作伙伴)的上下等级关系，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来实现互惠互利。
而在此网络下，发达国家通常占据了价值链上游，发展中国家往往只是处于加工、制造等下游环节。比如中国生产DVD并出口，中国厂商需要支付巨额专利费用，DVD定价实际上包含了分摊的专利费用，中国厂商其实只是在生产加工这一环节上创造了部分价值增值，却因此要承担全部出口额。
在传统贸易差额统计体系下，对越靠近价值链底端的企业所在国就越不公平，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接受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但目前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另一方面，传统贸易差额核算体系是按产地规则统计的，高估了中国的出口额，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充当了别人口中全球经济失衡的“替罪羊”。
可把“所有权基础”放大到“GPN框架”下
传统的贸易差额核算体系的弊端在FDI和GPN的框架之下日益暴露。中国摆脱尴尬境地的根本办法是从“中国制造”跳跃到“中国创造”，但这一过程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而且即使中国摆脱了这种局面，其他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不发达国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原来的贸易差额核算体系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候了。国际社会应当根据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组织方式的变化，制定出新的反映现实情况的贸易差额核算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尤其要发挥建设性作用。
李月芬在文章中建议：“基于所有权的进出口产品的价值增值可以作为收集、编制贸易收支表的一个很好的标准。增值可用来比较母国或东道国的总产品价值，以确定子公司的贡献度。”这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方案，只是这一方案仅回答了在跨国公司对子公司拥有所有权的情况。
而更多的情况是在全球生产网络，公司之间不存在所有权控制，但下游的公司却承载了上游的价值。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更加广泛而又真实反映贸易差额情况的新贸易差额核算体系，基于GPN框架的贸易差额核算体系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而如果把跨国公司对子公司的FDI投资看成全球生产网络的一种特殊情况，上述标准也是同样适用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本文不代表本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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