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缩小贫富差距 认为没有天生的穷人

　　前言：

　　两会进程过半，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改革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作为国际衡量贫富分化的通用指标---基尼系数在中国已经达到了0.47。

　　从理论上来说，不平等分三类：机会的不平等、过程参与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谈论贫富分化，公众最容易迁怒于结果，但解决此问题，着眼于结果，则可能回到平均主义的窠臼。

　　因此，真正的平等在于赋予穷人机会的平等和过程的平等。让他们可以有平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富人。让他们可以在透明和公正的规则下，与富人平等竞争，成为富人。

　　自古稳定的社会来自于社会阶层流动的畅通，和财富获得程序的公正，惟有如此，才会消除仇富的社会心态，构筑社会和谐共处的基石。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表示今后将“更加注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特别提出，将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的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解决公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难题，让每个人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和成果。

　　解决贫富差距需要政府做出努力，但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如何介入？怎样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这是需要全社会群策群力的。

　　据此，21世纪经济报道诚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工资所所长苏海南、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天则所秘书长张曙光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齐聚天下论衡，就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展开了精彩讨论。论坛由本报记者刘巍主持。

　　(文/马娟)

　　本报记者 刘巍 胡敬艳

　　北京报道

　　0.45未必是警戒区

　　主持人：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把缩小贫富差距当作重要的工作来抓。我们也看到，很多学者还有机构都很早关注了这一问题，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子？

　　魏加宁：关于贫富差距问题，我觉得目前普遍有以下几点共识。

　　第一点共识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基尼系数从0.29左右，扩大到现在的0.47，这是一个共识。

　　第二点共识，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0.47，而且这个差距还在呈继续扩大的趋势。

　　第三点共识，就是尽管现在贫富差距已经过大，但是总体来说还没有到达两极分化，尚未达到失控的地步。

　　第四点共识，多数人都认为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

　　李实：如何衡量城乡之间的差距呢？一般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比较，这个差距在2003年达到3.2∶1，2004年略有降低，2005年又回到了2003年的水平。

　　对这一数据，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有高估和低估两种看法。持高估观点者认为，农民的生活费用比较低，同样是一块钱，在农村的实际购买力要比城里高。也就是说，如果换算为相同的购买力，农民的实际收入要高于其名义收入，而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要低于其名义收入。如果把城乡之间的生活费用差异考虑进去的话，城乡之间的实际差距可能达不到3.2倍。

　　而支持低估观点者认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标准进行比较时，很多应该考虑的因素可能没有考虑进去。城市居民享受很多实际的福利，比如说社会保障，实物性收入，这些应该视为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则城乡之间的差距会更大。

　　苏明：农村现在贫困人口的数量还是很多，根据年均收入低于668元的低标准计算，现在最新的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大约2640万。如果按照国际上每人每天消费一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就会达到7000万-8000万。

　　研究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还应该看城市的弱势群体到底有多少，怎样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解决这部分贫困人口的问题。

　　主持人：那么，基尼系数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呢？

　　苏海南：我认为一个时期以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居民之间四方面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且促使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合理因素突显出来，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予以遏制。

　　其中，中国城乡差距，特别是农民收入过低，对于中国启动内需和发展经济是极其不利的，毕竟中国有八九亿农业人口，这部分人口收入不能提高，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就变为空谈。如果贫富差距状况持续扩大，势必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

　　但是，冷静评估还没有到整个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地步。因为从发展趋势预测，今后几年还有拉大差距的可能，但采取措施可望先降低其速度。如果将收入差距划分为绿灯、黄灯、红灯区，我以为现在大约处于黄灯区状况。我们不宜简单套用国外基尼系数的评估办法，因为中国的情况跟国外的情况不完全具有可比性。

　　李实：我也认为中国的情况和其它国家情况不太一样，很难用收入差距的指标来判断社会稳定性。社会稳定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差距的问题，收入差距只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还有社会不公和个人权利受侵害的问题。

　　一般而言，收入差距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的差距，这种收入差距即使扩大也不会影响到人们的情绪；还有一种差距是不公平造成的，很容易引起老百姓的不满。

　　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后，因为征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下岗失业人员缺少再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少部分人利用权力和寻租机会大肆获得暴利机会等各种各样的因素，使大家感觉在整个社会差距扩大中很大一部分由于不公平带来的。

　　我不太主张按照基尼系数作为划分社会稳定不稳定的标准，还要看看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即使收入差距不大，如果其中的不公平因素很大，也会造成社会的动乱。

　　苏明：近两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支助农村，比如减免农业税等，但即使这样，我国城乡间的差距依然在扩大。

　　我认为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实际上是被低估。为什么呢？因为城市居民享受了除工资收入以外的社会福利，而农村这一切才刚刚起步。至于李教授提到的农村的购买力水平比城市高，我不同意。一元钱的购买力就是一定的。

　　还有就是现在对农民收入的计算，也有可能存在高估的问题。由于历史上地方基层政府的提留款和统筹款与农民收入是挂钩的，不排除地方政府官员为表明自己的政绩或多留些地方基层财政收入，导致虚报农民收入的可能性。

　　没有天生的穷人

　　主持人：从几位嘉宾的分析判断，中国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张曙光：既然讲到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的问题，我觉得有三个维度，即必须要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方面考虑。我们现在讨论的收入差距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一个结果不公的问题。

　　但造成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起点机会不平等，过程参与不平等所造成。现在可以看到城市繁荣，农村凋敝，这实际上是由于大家对城市偏好，削弱了农村和农民在机会和参与上的权利，因而正是当初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来、发展城市的结果。

　　李实：中国在初始分配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存在机会上的不均等，这个机会不均等来自于权利的不平等，比如基本的就业权利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体现。这样会导致劳动收入的分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另外，在再分配阶段，涉及到政府公共财政政策，包括社会福利政策等等，也存在着制度上的区别对待，对部分人群的歧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城市而不是农村，更多的社会保障资源用于城市职工，而忽视了农民和农民工。

　　比如大量的外来人口或者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却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不能同等地享有社会公共服务，造成他们与当地城市居民之间明显的贫富差距。城市内部两个群体之间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它会长期地困扰我们的社会和政府。

　　魏加宁：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是由三个方面造成的。

　　一类因素是市场机制本身所带来的，是鼓励竞争、追求效率的必然结果，是市场机制作用所导致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因素的作用十分明显。

　　第二类因素主要是源于计划经济体制，比如教育、医疗卫生等因素，主要是由于旧体制没有能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及时进行改革造成的，是改革不到位然结果。

　　再有一个就是腐败问题，这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原因还在于“双轨制”。

　　这种不同从人们的择业取向上也可以看出来。1980年代、90年代初出现的“下海热”，下海的人收入高，是对其承担高风险的一种补偿；而现在正好相反，是“考

公务员热”，人们追求的不仅是工作稳定，收入也不低，当然还有权力的因素。因此，我基本同意张曙光教授和李实教授所说的，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同样是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不同阶段可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

　　总之，我们要把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进行细分：看看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哪些因素是不合理的，是应该避免的，或者说是能够避免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看不到贫富差距过大，忽视贫富差距过大所带来的危害是错误的。同样，如果根据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事实就把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都否定了，也是非常危险的。

　　主持人： 现在，在社会上产生了一种声音，就是认为改革方向存在了问题，不知各位如何看待？

　　李实：关于收入差距的变化，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性质不一样。1990年代中期以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大家收入共同增加的过程，只是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慢一点，高收入人群收入增加快一点，但毕竟是一个“共同富裕”的过程。

　　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两极分化，这段时间一部分人收入有所下降，城镇中出现了新的贫困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家庭的贫困是由下岗失业造成的。

　　像城市2200万的“低保”群体相当一部分就是下岗失业人员。而这段时期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得很快，加剧了贫富差距。

　　张曙光：改革开放之初，放权让利，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平均主义，进行市场化运作，给人们以投资和发展的机会和权利，放松部分管制，让不同人的各种才能和潜力得到发挥，实际上是扩大了起点和过程的公平，因而推进了市场化，带来了市场效率改进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的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1990年代中期以后，后来由于我们的体制上的部分改革没有及时到位。

　　魏加宁：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是不是到了一个需要做些调整的时候了？那个提法是针对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而提出来的，因此比较注重强调效率。

　　到了现在，作为大的社会政策，是否应当调整为“效率与公平兼顾，更加注重公平”？后一句话主要是针对当前情况而言的。这些大的指导思想如果不厘清，可能是一个问题。

　　苏海南：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市场的分割，农村的人力资源和资金等生产要素都集中到城市使用，而城市的生产要素则较少配置到农村，促使城乡差距拉大。

　　其次，由于中国地区太大，彼此之间的起点差别很大，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加上东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力度不同，促使地区差距拉大。

　　第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扩大，对我国一些行业、产业形成巨大冲击，相当部分企业“关、停、并、转”，造成一部分人的下岗、失业；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上，一般劳动力的供给远远高过需求，普通劳动者根本没法讨价还价，所以使很多低收入群体很难提高工资收入。

　　第四，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当中出现一些法律和制度上空白，政策之间不协调、不平衡，分配制度、政策上的偏差等，这些也都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苏明：维持现在的城乡差距，就意味着农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和城市一样，这在短期内困难较大。近两年，我国对农村问题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取消农业税等，即使这样去年农村的增长仅达到6.2%。而国家可给与的优惠措施是有限的，下一步农民增收难度比较大。

　　其次，现在正在研究城市的工资改革，一旦进行工资改革，公务员、离退休工人的工资将会上调，这是否也将进一步加大未来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此外，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也是造成城乡之间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事农业的人多地少，生产率低，报酬自然也低，而城市以工业、商业为主，生产率要高得多。这是一个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