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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葛剑雄
驻京办越设越多，越办越全，“跑部钱进”愈演愈烈，实在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究其原因，无非是上有所好，下有所需。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当局曾经突然采取“革命行动”，查抄了全部“驻沪
办”(外地驻上海办事处)。据称战果赫赫，既查获了被这些“驻沪办”所隐藏的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牛鬼蛇神”，还缴获了大量“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证和“封资修黑货”。作为当时看来十分合理的结果，这些办事处全部被封闭取消。但是事隔不久，这些办事处大多恢复了，只是换上了“某某革命委员会驻上海办事处”的牌子，有的连主任(或改称领导小组或勤务组组长)都是原来的，因为这样的位子不是谁都能坐的，要做到不辱使命而又让驻在地满意，实非易事。另一方面，各地固然有向上海派驻办事处的需要，上海何尝离得开这些办事处？
由上海想到北京，全国各地、各单位派驻首都的办事处就更多了，大至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和各地的部级单位，小至县甚至乡镇或中小企业，如今都有办事处或代表常驻北京。连很多大学也在北京置房买车，设立了不挂牌子也不公开的办事处。即使不计纯粹经营性质的办事处，全国大小地方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的驻京办也接近天文数字。近来驻京办的活动受到严厉批评，特别是一种“跑部钱进”(通过对主管各部的活动而使获得经费)现象被斥为腐败典型。幸而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否则这些驻京办早已被封闭查抄，扫地出门了。
其实这是中国的悠久传统，至迟在西汉时已形成制度。既然是中央集权体制，既然任何地方的大事小事都要由中央政府管，地方政府就必须尽可能保持与中央政府及其人员的联系。西汉时，首都长安就有全国百余郡级单位常设的“郡邸”。各郡每年一次派“上计吏”向朝廷报告当年的户口、田地、收入、治安、司法等方面的数据和情况，都是由本郡在郡邸接待的。这些郡邸还接待本地来京人员，类似后世的会馆。此后二千余年，尽管名称各异，规模不等，“郡邸”一脉相传，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体制与需求始终没有改变。不过，各类“驻京办”的作用其实很简单，不外乎上通下达和食宿接待两方面，最多再兼一项特殊品的采购。
照理，随着物质条件的进步，这三方面的作用都应该越来越小，以至被完全替代。比如现在要上通下达，只需举手之劳，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网络数据传输，还有什么信息无法同步或及时传输？安全保密也完全做得到。至于食宿接待或采购，就更简单，哪一样不能通过服务行业解决？可见，驻京办越设越多，越办越全，“跑部钱进”愈演愈烈，实在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究其原因，无非是上有所好，下有所需。
如果各部的权力有限，而地方政府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很多事情本来是用不到去北京办的，很多钱也不必先上缴中央，再由各部下拨。如果各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执政，日常或特殊拨款有章可循，该拨的钱，不来跑也要给；不该给的钱，跑得再多也要不到。如果各部都注意高效节俭，通过现代通讯手段就能做到上通下达，很多会是不必开的，很多人员来往也毫无必要。如果各部的官员洁身自爱，跑部的人请托无门，礼无处送，客请不来，胆敢行贿就会被及时侦查。如果各部真的能维护中央集权，地方政府的非法开支和非法机构(如这类超规模的驻京办)就会被审计和检察，不可能长期存在。
对各地方政府的需要来说，即使社会服务再发达，也无法取代驻京办的作用。例如，官员的食宿接待固然可以通过营业性的宾馆酒店解决，但官太太呢？物品采购当然已很方便，根本不必通过北京，但如果要用公款为私人付费，或者要在发票上做些手脚，自然不宜出现在本地睽睽众目之下。不过有时情有可原，例如厅局级官员的住宿报销标准一度只有50元人民币，在北京城区大概只能找个地下室单间，那就只能找本地的驻京办安排。但这样明知不可订而订之、明之不可行而行之的标准又是出于主管的部。
可见，要消除“跑部钱进”，关键还在部。
葛剑雄：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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