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与金融改革

　　“华盛顿共识”与金融改革

　　——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

　　-　本刊记者 林铁钢

　　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英国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IE)高级研究员，也是这所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对外经济政策思想库的创建者之一。1962～1981年，威廉姆森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沃威克大学等著名学府担任经济学教授。1968～1970年 担任英国财政部经济顾问，1972～1974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1996～1999年任世界银行南亚局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任联合国发展融资高级研究小组项目主任。威廉姆森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在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汇率理论、国际资本流动和经济发展等领域有过许多杰出的贡献。他所创立的“基本均衡汇率”、“汇率目标区”等理论已经被写入欧美国家的国际经济学经典教科书。威廉姆森也是著名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首倡者。威廉姆森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专著和文章，其中包括：《目标与指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蓝图》(1987)、《拉美的调整》(1990)、《东欧货币的可兑换性》(1991)、《苏联解体的经济后果》(1993)、《均衡汇率评估》(1994)、《作为汇率机制的爬行波幅》(1996)、《新兴市场的汇率机制》(2000)、《后华盛顿共识：重振拉美经济增长与改革》(2003)、《美元调整：调整幅度及参照对象》(2005)、《抑制膨胀-破裂循环：稳定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2005)、《一个不仅适合中国而且适合整个东亚的货币篮子》(2005)。

　　记者：在中国，很多人提到您，都自然地将您与“华盛顿共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首先想请您谈谈在过去的15年中“华盛顿共识”的实践和发展情况，您个人对此有哪些新的认识？

　　威廉姆森：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目前已经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据我所知，至少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解读的“华盛顿共识”。

　　第一种就是当年我所提出的最为原始的 “华盛顿共识”。还记得那是在1989年，当时拉丁美洲国家纷纷摈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转而实施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改革政策，针对这一现象，我所工作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以及若干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会议结束前，我为此次会议撰写了一篇总结性文章。在这篇论文中，我第一次使用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概念。为了使我的这篇论文能够反映出广大与会者对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改革的共同看法，我总结出了十项政策措施。这十项政策措施就是最原始的“华盛顿共识”，其内容主要包括：

　　财政纪律。该措施具有很强的地区针对性。因为我们当时发现，在有些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很高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国际收支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由于富人将他们的金融资产以外币的形式存往海外，穷人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政府高赤字的替罪羊。

　　调整公共支出顺序。该项政策建议强调政府支出要合理安排顺序，将那些价值不大的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公开补助项目资金转移到诸如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来。

　　税收改革。该项政策建议旨在构建一个更为合理的税收体制，该体制可以扩大税基，但要适当降低税率。

　　实现利率自由化。当年提出的利率自由化具有更为宽泛的金融自由化的含义，其中对有关利率市场开放速度以及对其进行审慎监管的几种不同观点都作了重点说明。

　　更具竞争力的汇率。我当时认为，在构建富有竞争力的汇率这个问题上各位专家和学者存在共识。但实际上我的想法可能过于乐观，因为后来我知道大家对中间类型的汇率体制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当时已有诸多学者和专家持汇率体制两极论观点(bipolar view)。

　　贸易自由化。就贸易自由化而言，与会人员对开放的速度尚存分歧，但大家对贸易自由化的方向达成了共识。

　　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该项政策并不包括资本账户自由化，因为我并不认为各国需要就该项政策取得一致。

　　私有化。该条政策措施就是有些人把“华盛顿共识”解释成“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必须说明的是，私有化的方式事关重大，这个过程可能会充斥着腐败，从而使国有资产落到少数特权阶层手中。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果私有化的过程能够实现公开、公正、透明，那么它将使参与各方以及整个社会受益无穷。

　　放松管制。这主要涉及清除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但这不包括旨在加强环保以及生产安全方面的管制措施以及对某些垄断行业的价格限制。

　　财产权。主要是主张赋予某些非正规部门在合理的价格下取得财产权的权利。

　　“华盛顿共识”的第二种版本被很多人使用。它指的是在过去若干年中，设在华盛顿的几家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我认为，在最初的时候，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改革措施与我在1989年归纳的那十条改革措施之间还是基本一致的。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华盛顿共识”又被增添了两项新的内容，即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改革建议——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和汇率体制两极化。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机构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非灵丹妙药。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此我并不赞成。我甚至认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过早、过快地开放资本账户有关。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汇率体制必须两极化，要么选择毫无弹性的严格的固定汇率体制(类似于货币局制度)，要么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体制，没有中间道路可言。这无疑又是一项严重错误的认识，必然会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失去竞争力，而汇率的竞争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经济至关重要。比如，虽然目前中国的汇率水平竞争力过强，但这总比汇率缺乏竞争力要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华盛顿共识”由此被很多人、很多机构演绎出若干版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上述两种提议自然也被纳入其中。但我本人其实完全不同意上述关于指导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体制改革的建议，它们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已是有目共睹的。

　　“华盛顿共识”的第三种版本与最初的建议更是相去甚远。第三种版本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理解并使用的相关概念。他认为，我们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即是完全不要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完全超脱于宏观调控之外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者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顾名思义，“华盛顿共识”必然要反映出经济政策主张上的某些一致性意见，但纵观美国各届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里根政府早期执行的经济政策还是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相关理论(比如供给经济学、货币主义、最大限度降低政府干预)在其中都没能得到多大的认同，更不用说取得什么共识了。如果一定要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与克林顿政府的经济决策扯到一起的话，那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因此，斯蒂格利茨教授所理解的“华盛顿共识”并不能正确反映这一概念的应有之意，与我当年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也完全不同。

　　总体而言，“华盛顿共识”的第一个版本与我的本意最为贴切，但需要指出的是，“华盛顿共识”包含的一系列政策建议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按照当年我总结归纳的十条点建议去做就会取得一劳永逸的效果，这样的想法就完全是错误的和不负责任的。对该共识的继续思考和完善非常必要，如果对当年的“华盛顿共识”加以思考，我认为有三点需要补充。首先，稳定经济并非仅仅是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率，保持通胀的稳定仅仅是保证经济稳定的一部分而已。其次，良好的经济政策本身并非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惟一条件，完善的经济运行制度更为重要。这一观点在当年我提出“华盛顿共识”的时候尚未被广大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才渐渐对此有了认识。最后就是收入分配问题。当年我们在华盛顿研究一揽子改革措施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单纯地追求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是不明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哪些社会群体可以从中受益、收入分配如何进行等问题更为重要。

　　记者：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主要原因何在？它对当今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哪些主要风险？

　　威廉姆森：我认为，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局面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各国所追求的经济目标的顺序千差万别。尤其是美国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发展，而对其国际收支状况的不断恶化长期视而不见。与美国相反，其他一些国家则过于重视国际收支状况，以致出现国内需求萎靡不振的现象，如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国长期以来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美国政府之所以对此毫无顾忌，主要是因为它把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因此，国际收支恶化不可避免。

　　全球经济的不断失衡无疑为以后的经济、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虽然很难确定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以及是否必然爆发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在我们意识到全球性经济失衡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及时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那么潜在的危机完全是可以化解的，但如果继续任其发展，危机则必然会发生。所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纠正经济失衡是延缓甚至避免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良方。美国可以通过提高税率的方式抑制消费需求，亚洲国家似乎可以考虑为本国货币确定一个合理的平价，欧洲国家则应该考虑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自由化道路上再进一步。纠正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任务和责任，非共同合作不能取得成功。

　　记者：盯住一篮子货币是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推荐的一种汇率机制。请您介绍一下盯住或参考一篮子货币这种汇率机制在国际上的实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为了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中国近期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请问您对中国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有何建议？

　　威廉姆森：迄今为止，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施过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如冰岛)、经合组织国家以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智利、约旦等，新加坡目前仍在执行盯住一篮子货币体制。

　　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好处很多。在合理确定篮子货币的前提下，这种做法可以对一国的有效汇率起到很好的稳定效果，这里的有效汇率指的是根据贸易权重确定的汇率。与盯住一篮子货币相比，盯住单一货币风险性很大。过去的几十年中，阿根廷货币紧紧盯住美元，但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不断升值加速了阿根廷货币危机的爆发。同样，人民币过去一直盯住美元，随着美元的不断走低，人民币近几年不断贬值，以致其他国家认为中国利用不公平的汇率工具制造了不公平的贸易格局，从而引起一系列贸易摩擦。而盯住一篮子货币显然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我认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政策非常直观，比较容易理解，没有太多的问题。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不需要改变干预货币的币种，只是当干预货币的币值相对于篮子中其他货币的币值发生变化时改变一下干预基点就可以了。盯住一篮子货币也不涉及改变外汇储备的问题。也许主权国会倾向于以多币种持有外汇储备，但以何种货币持有外汇储备完全是主权国自己就可以决定的，这和通过盯住一篮子货币来稳定有效汇率的做法没有必然联系。有鉴于此，我并不认为盯住一篮子货币会带来什么麻烦或挑战。

　　中国货币当局在2005年7月21日宣布参考一篮子货币，改变以往的盯住美元的做法，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仔细研读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公告，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央行并未宣布盯住一篮子货币而是说参考一篮子货币。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币值较汇率改革之前有所提高，但变化幅度很小，人民币币值似乎并没有完全根据篮子货币的变化得到相应调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人民银行执行的是参考而非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我想说明的并不是人民币币值的问题，而是说盯住一篮子货币有利于维护有效汇率的稳定。虽然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以来币值有所提高，但这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技术手段毫无关系。

　　记者：资本项目开放将是中国外汇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前，一国一般需要具备哪些主要条件？

　　威廉姆森：中国没有过快地开放资本账户是很明智的。资本账户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决不能操之过急，印度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进程中就执行了循序渐进的策略。我认为，中国当前尚不具备开放资本账户的前提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银行部门的稳健问题。如果在银行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的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那么资本账户开放后居民很有可能以外币(比如说美元)持有金融资产，并将金融资产委托给外资银行管理甚至发生资金外逃，这就会影响本币币值的稳定甚至国家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构建完善的商业银行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对银行进行持续、严格的监管，甚至也可能涉及到政府再次对其他银行施以资本支持，正如中国政府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那样。

　　只要商业银行的稳健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通往资本账户开放的道路就会顺畅得多。资本账户开放后，中国居民和非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偏好进行跨境投资，持有外国资产，由于投资者对风险的预期不同以及投资偏好差异，资本流动并不会出现一边倒的趋势。当然，正如前面所言，稳健的银行体系以及严格的监管措施是开放资本账户的前提条件和有力保障。

　　记者：中国的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顺差近年来在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增长迅猛，您如何评价中国的这种“双顺差”现象？您一向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来调节经济的内部和外部平衡，请问您能否对中国的政策选择提供某些建议？

　　威廉姆森：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使用来调节经济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是蒙代尔先生的重要思想。我认为，虽然搭配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利于缓解中国内需不足和外贸顺差等问题，但重新调整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于缓解经济的总体平衡似乎更为重要，

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和幅度的问题。在重新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同时刺激内需是解决

中国经济内外部平衡问题的最好办法。要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老百姓不必为养老问题担忧，这样，数量巨大的储蓄资金就可以转移出来用于消费。在构建并完善中国社保体系的同时，实施有助于刺激内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产生巨大的政策效应。中国的货币政策已逐步趋于成熟，美中不足的就是在利率方面仍存在较多的政府管制。利率尚未成为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利率自由化必然到来，届时，中国的货币政策将更趋于完善，利率就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项重要调节工具。

　　记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您可否就此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威廉姆森：依我看，政府的职责很明确，就是去完成企业和个人等市场参与主体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完成的工作。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为市场参与主体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比如，维持价格基本稳定，通过相关政策保持较高的就业率，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纠正社会两极分化等。一些建设项目社会价值很高，但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却没有企业或个人愿意投资，政府此时就应该介入其中。虽然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尽可能让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比如通过税收以及补贴等再分配政策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这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非常必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特定的产业政策，中国也是这样。我想，如果政府在投资决策方面真能比个人和厂商高明的话，那么这种产业政策自然有利于资源配置，但我个人却不赞同产业政策的提法。事实证明，一些产业政策在客观上都是保护了某一个行业、某些利益集团甚至少数人的利益。政府的作用应当体现在为经济主体的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富有创新能力和热情的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和聪明才智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所谓的产业政策和国家鼓励创新政策是两个概念，鼓励创新政策要求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而不是由政府决定哪些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哪些企业是好企业，哪些企业应该被淘汰出局。-

　　感谢中央财经大学王广谦校长和张礼卿教授对本次采访所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