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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女孩李菊的北京保姆培训生活和汤敏、茅于轼的农村妇女家政培训试验
“我们这个学校创造了至少1亿元GDP。这告诉我们，社会投资也可以盈利，也可以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陈黛 发自北京
2006 年2 月23日，北京通州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下称“富平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几十个女学生正在仔细倾听老师讲解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另外的一个操作间里，老师们在教学员们如何使用滚筒洗衣机，如何熨烫衣服。
这一天也是李菊的休息日。李菊在北京石景山做保姆，每两个星期可以休息一天，休息日已经固定地成为她回到几十公里以外富平学校的日子。
两年前，来自山西左权县农村的李菊和这些女生一样，在这所学校经过1个月的培训，随后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满意的保姆工作。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李菊只知道学校校长和教过她的老师们的名字，她并不清楚这所学校还是两个经济学家进行的一次社会投资试验。
李菊的北京培训
介绍李菊来富平学校培训的是她的一个老乡，那个老乡在富平学校经过培训后，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教授家做保姆，每个月有600元收入。这位老乡一年能给家里汇6000多元钱，让李菊羡煞不已。
“如果不是我这个老乡给我做榜样，我是不可能出来的。那时我连火车都没坐过，也没见过洗衣机，更不会做城里人的这些家务，父母也很怕我出来会受骗上当。”回忆起这些，李菊还有些羞涩，她用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李菊仅仅念到初中就辍学务农，2年前，因为家境贫困，她从山西省左权县来到北京，那时她仅有19岁。
李菊来到这所学校的时候，这所针对北京家政和社区服务市场的培训学校已经开办了两年。和常规的职业技能学校不同的是，富平学校以“低、短、快”的方式，把培训和就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这里，李菊学到了很多知识：如何使用各种类型的洗衣机，各种质地的衣服如何洗涤，各种污渍应该如何去掉，还有不同质地的衣服如何熨烫。老师还教李菊辨别各个季节的北京时令蔬菜，教会10个北京风味菜肴的烹饪；还有如何看护老人和小孩，基本的急救知识和消防知识等。
让李菊印象格外深刻又有些不好意思的是，老师还为年轻的女学生，专门安排了“女性健康”这一生理课程。在学习法律的课堂上，老师告诉学员，对于雇主的虐待、性骚扰等都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从考察开始的社会投资
和李菊一样，这所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而学校创办的初衷也是为了解决农民进城就业的难题。
创办者是中国的两个经济学家。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担任多所大学兼职教授；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
从1992年起，茅于轼和汤敏就在山西进行小额贷款的试点，他们希望用小额贷款的方式，让一些手里没有资金的农民能够购买生产资料并去尝试新作物种植，从而走出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直到今天，这个项目还在进行着。
2000年，在山西一个严重缺水的县城里，他们发现由于地理位置闭塞以及自然资源的匮乏，依靠生产和投资几乎很难改变当地经济状况。当时，一部分年轻人都已经出去打工，还有妇女、老人和小孩仍然留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很多当地的妇女普遍表示想有份工作，但顾虑对外面不了解、怕受骗、怕找不到工作而不敢贸然出去打工。
回北京的路上，茅于轼提议做一些实事，帮助当地妇女走出去。于是，在联络了其他几个也有意做点实事的朋友后，大家一拍即合。
2002年3月16日，富平学校正式成立。茅于轼为学校起名“富平”，有“扶贫”的谐音。富平学校定位为非营利机构，实行股份制，股东投资不分红，办学收入用于学校发展。茅于轼和汤敏分别占股26%和25%。对于学校开办后的招生，特别是学员们最为关注的学费问题，股东们提出了“0门槛”,学费可以暂时免收,将来就业后再用工资分期偿还。
不过学校开办伊始，汤敏和他的朋友们却遭遇了招不到学生的尴尬。
当学校在山西招到第一批学员后，学校老师带着学生在太原转车，入住当地一家招待所。晚上，招待所的老板偷偷地对学员说：“你们要小心他们，现在很多拐卖人口的都是打着招工的旗号的。”当有的学员直截了当地把心里的疑问告诉汤敏时，汤敏啼笑皆非。
渐渐地，汤敏意识到还是要依靠“组织”。他们开始主动联络一些地方政府的扶贫办公室和妇联等组织。
富平学校的副校长陈祖培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学校已经和河南、安徽和四川等省以及陕西米脂等地区扶贫办建立了长期联系，扶贫办还用农民工培训资金替学员交部分学费，这样，学员自己只需缴纳300~400元，还可以先交150元，工作后再分两个月偿还。
大有可为的社会投资
李菊在学校总共一个月时间。前三个星期是培训，最后一个星期是上岗实践时间，学校通过家政中心帮她联系工作。勤快肯干、手脚麻利的李菊在第一天试用就被雇主打了满分，雇主在已经更换了5个保姆后发出感慨：“受过专业培训的就是不一样啊！”
现在，雇主除了提供吃住，每个月给李菊700元工资，逢年过节还会加多100元。这些钱，李菊基本上都寄给了父母和在西安上大学的弟弟。
由于600元的培训费包括了吃住、教材、校服等全部费用，富平学校的培训项目一直处于亏损，2003年的SARS期间更是亏损了约50万元。此后，学校又开办了家政服务中心，通过收取雇主服务费来贴补培训亏损，现在已经有了收益。现在，富平学校已经成为北京第二大家政公司，5000多名学员经过培训走上了工作岗位。
“我们这个学校创造了至少1亿元GDP。这告诉我们，社会投资也可以盈利，也可以可持续发展。”汤敏对本报记者说。
在富平学校的模式成功后，汤敏进而在各种场合宣传企业家的社会投资理念。汤敏认为，很多先富起来的中国企业家如果拿出收入的1%~2%，来做一些社会投资，可以解决不少社会问题，同时也会有一定的收益。
已经76岁高龄的茅于轼每周都会去学校一次，并出席学校每年的开学典礼。汤敏认为，他和茅于轼做的不是慈善事业，慈善事业是救助最贫困最弱势的群体，而他们这种社会投资实现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效益，并且需要一定回报。
企业社会投资在国外并不少见。有学者透露，社会投资比较常见的形式社区投资，从1995年到2005年全球将近增加了388倍，成为企业社会投资增长最活跃的地方。
“以前有个统计，中国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而我在和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发现，他们不是不想做善事，是出于对慈善机构诚信度的怀疑以及中国目前慈善事业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等原因。”汤敏呼吁中国政府引导企业做些社会投资，并给予财税政策的优惠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将政府和企业家的作用结合起来。
富平学校从去年新开办了心理辅导课，这个课程是为了防止学员工作后由于自卑而坚持不下去的情况开设的。现在李菊总是会回到学校旁听，并和老师、学员们交流自己的心得。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常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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