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怎样评价改革

　　中国改革的公共政策一旦耗尽了帕累托改善的机会,就从简单的经济增长过程转化为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了

　　□ 本刊学术顾问 汪丁丁/文

　　怎样评价改革?这是一个理论议题,虽然它被大众媒体炒作,成为2005年冬季或许最热的 议题,从而把大众对改革的评价与经济学思想史论域联系起来了。

　　在中国,或许由于在多数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里,就我的观察而言,缺少了思想史的和新政治经济学的要素;所以,当中国社会变革基本耗尽了传统中央计划体制能够释放的“帕累托改善”的机会之后,借用一位远比中国的多数经济学家更庸俗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概括,他们“集体失语”了。

　　对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职能,教科书经济学曾给出一种简明表达:寻找“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让至少一个人感觉到幸福程度有所增加且其余的人感觉不到幸福程度有所减少的那些机会。问题在于,现实的政策制定过程,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情形,几乎总是充满了利益冲突的。诸如罗宾斯、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萨缪尔森这样一些所谓“新福利经济学家”(相对于边沁、小密尔、塞基威克、庀古这样一些老福利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试图把帕累托改善的理念拓展到涉及利益冲突的政策制定过程,提出了所谓“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判据。这一判据,很不幸,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萨缪尔森指出,由于受了瑞典经济学派的影响,英美学术传统内的新福利经济学家们试图把政治学要素引入经济分析。阅读当时发表的主要论文,我们不难注意到,30年代后期发生的那场以勒纳和兰格为一方、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的“大论战”,不仅催生了霍尔维兹的“机制设计理论”而且催生了伯格森和萨缪尔森的“新福利经济学”。

　　今天,历史重演了,我们再一次需要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优劣的问题。老黑格尔辛辣地指出: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表面上可以“重演”,只不过第一次发生时它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由于逻辑错误,“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判据早已不再是主流经济学严肃教程的主题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利益冲突情境中的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分析和他早期的教科书《一致的计算》,是梅尔森的经典教科书《博弈论:冲突的分析》,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是森的“不可能性定理”,以及晚近发表的一系列更广泛更深刻的不可能性定理。

　　所有这些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定理和分析,我将它们的基本逻辑概述如下:首先,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是这样一套逻辑,它把一切物品都视为“俱乐部物品”——纯粹私人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是它在两极端处的特例。在俱乐部物品的生产和资源配置问题上,基本的经济权衡是 :一方面,俱乐部物品的产权的排他性可以把个体行为的外部效应(好的和坏的)“内置”于行为个体,从而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俱乐部物品的分享的非竞争性,意味着当私人独占地消费俱乐部物品时可以发生浪费或效率损失。例如,医生很贵,所以一位患者对一位医生服务的独占而不是与其他患者分享,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很可能是一种浪费;洗衣机曾经很贵,所以,洗衣机的分享曾经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当人们富裕起来的时候,他们更偏好独占地使用洗衣机而不是与其他家庭分享。

　　于是,当技术结构和资源禀赋都是给定的时候,所谓“经济效率”的逻辑刻画,本质上依赖于消费者的偏好结构。类似地,任一俱乐部物品在何种程度上更接近于公共物品或更接近于私人物品,首先依赖于俱乐部的潜在成员的个人偏好。以上所述,是基于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基本逻辑的第一部分。

　　既然一切物品都是俱乐部物品,那么,潜在的俱乐部成员们的不同的个人偏好之间的差异或冲突,就使得俱乐部物品的生产和消费成为政治经济的决策,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决策。例如,富裕群体不喜欢“累进所得税”制度,贫困群体则喜欢这一制度。于是,社会必须通过“公共选择”过程,来决定是否实施和怎样实施这一制度。公共选择过程的起点,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各种可能的对各种事物及政策的“喜好”——被称为“个人偏好”,即个人对任两可选的社会状态的重要性的排序。公共选择过程的终点,是卢梭的所谓“公意”——不同于“私意”和“众意”。这里,对任一社会“公意”的逻辑刻画,是阿罗1950年那篇著名论文的出发点。

　　参照着“个体理性”,如果存在着“公意”,它是否可以表达为“社会整体”对任两可选的社会状态的重要性的排序,并且这些排序之间不出现逻辑矛盾呢?阿罗的回答是:不可能。在相当苛刻的条件下,作为对“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判据的替代,阿罗证明了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并由此开启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时代。

　　关于公共选择过程,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权衡是:一方面,由一系列“不可能性定理”刻画了社会之为整体在“理性”、“正义”、“自由”这三个重要维度上可能达到的界限——这一界限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偏好,以及这些偏好之间达成一致和形成冲突的程度;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的偏好,依赖于他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依赖于他们在何种程度上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依赖于他们的偏好在何种程度上被社会舆论、个人体验和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的主要事件所影响和重塑。

　　因此,公共选择过程在本质上是不断演化着的。惟其如此,社会制度才成为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一方面,如前述,社会制度演化方向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偏好结构。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的偏好结构依赖于社会制度。我们可以把如此演化着的社会形态置于新政治经济学上述三个重要维度下考察。例如,在被如此想象的三维空间中,当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之间因极大的自由而形成了极大差异时,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当社会整体对可选状态的重要性的排序之间没有逻辑冲突时,一定存在某种意义下的“独裁者”。或者,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独裁者,那么,社会整体对可选状态的重要性的排序之间必定出现逻辑冲突。第三,如果社会限制其成员可能具有的个人偏好之间的差异,那么,上述理性与正义之间的不可能性定理或许消失,显然,社会成员为此而支付的代价是放弃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参照成熟市场社会的历史形态,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制度的演化路径,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1)在利益分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中国,这是所谓“放权让利”的改革阶段;(2)伴随利益分化和经济发展而来的利益冲突,以及为缓解利益冲突而来的政治制度转型阶段,布坎南称之为“立宪选择”;(3)伴随着政治经济转型的公共空间的拓展和公民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广泛参与,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公民意识和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价值判断标准的形成。这一阶段,孙中山曾名之为“宪政时期”。

　　新的“美好生活”的价值判断准则,借助于欧洲一位著名的存在主义伦理学家海勒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建立的伦理哲学,由下列三个维度构成:每一个人的潜在可能性的全面发展;每一个人对他人的情感依存;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道德正当性。这位杰出的女性哲学家指出,上列“美好生活”的三个维度都已经超越了“正义”理念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中国改革的公共政策一旦耗尽了帕累托改善的机会,就从简单的经济增长过程转化为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了。2005年冬季那场“闹剧”如果有意义的话,在我看来,其意义在于反映了民众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他们在1995年以来的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中体验了十年之后,意识到他们似乎无路可寻;却又因他们的偏好结构已经随社会变革而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而更强烈地感受到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痛苦。

　　可是这种窘迫的处境,难道仅仅是

中国经济学家的过错吗?经济学家应当为中国未能及时进入新的选择阶段担负多少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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