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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绍敏 赵何娟
日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丁学良教授应上海财经大学之邀，以“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里做研究生：经验与反思”为题作演讲，就“研究型大学”的有关问题，丁教授在演讲以后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
丁学良：没有，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一所都没有。研究型大学的评判标准是多元立体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包括师资、生源、课程，到硬件设施、财源乃至综合声誉等，而这些标准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真正的研究型大学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丁学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达的几个国家对研究型大学使用的衡量标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九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教师的素质，这是大学的灵魂。教师整体素质既有硬的技术性指标，主要指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比例越高越好。还包括一些软性抽象的指标，如学术研究成果，和与此相关的在学术界和文化界获得的奖励和承认，以及教学表现。但是“教书”好坏最多只占三分之一，最重要的还是看研究是否出色。
其次就是学生的素质。好的研究型大学也通过考试来招生，但考试在总的评价标准里所占分量远不是决定性的。他们更看重学生潜在的素质。还有两项因素越来越重要：一是有没有社区服务的经历，因为这表明了年轻人对社会的承诺；二是有没有领导和组织能力，这对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成功关系很大。
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也很重要。常规科目的丰富多彩，给教员的研究和学生的培养创造了广阔知识架构，同时也给知识创新提供了开放的可能性。
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也是重要指标。在知识创新的大环境里，一所大学通过大范围、公开、高水平的竞争得来的研究基金多少，体现了这所大学的教员在各个学科方面、在世界上大概处于什么位置。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长时段的无形资产。
除了以上所说的四个，还有师生比例。所以任何一所好的大学，在作师生比例配备时，都得在教育素质和教育成本间寻求平衡。另外，还有大学的各种硬件设备，如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以及学生宿舍、医疗室、饭厅、体育场地等；大学的财源；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衡量历届毕业生的成就更重要的是看多少人在各行各业里处于创新前沿，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对人类的观念和知识的创新、对社会的制度创新起到先导作用的毕业生；学校的综合声誉，包括让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资深教授在匿名情况下，对它的对口系科、学院、学校整体进行评价以及用人单位的评价。
教师资源最重要
《第一财经日报》：您为什么如此强烈地鼓励国内的学生都申请到国外大学去做研究生？
丁学良：因为优秀的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教员人才，中国发展研究型大学最难的就是教师资源。
除了少数学科以外，无论是自然、基础科学，社会科学，做科研都需要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财政、设备、图书资料、人力资源、研究环境等。很多人出去以后不愿意回来，就是资源不够，不到两年，就会很快落后于人家，即使再出去研究，也很可能赶不上了。
另外是团队的力量，光靠一个人作研究还不行，没有一帮很优秀的同事和研究生互相刺激，很快就会变得迟钝。去最好的学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刺激作用。如果没有人刺激，就会处于沉睡状态。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创办研究型大学过程中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丁学良：中国现在争办研究型大学也切勿急躁，因为问题还有很多。学术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穷，随着中国政府、民间对高等教育投资增多，而相应的规章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最可怕的是，所谓的论文、论著，很多是互相剽窃、造假，不按照学术规范写东西。那么知识创新从哪里来呢？经济学腐败更为突出，因为资源多，资源多的领域，腐败就会更严重。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曾经提出来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一些问题，我深有同感。读书哪能那么悠闲？一定要刻苦。
师生比例也严重失调，很多高校里，导师带学生数目太多了。一个导师最多带3个硕士，博士带2个，这就很不容易了。学生写的论文，导师需要亲自指导，带多了只会无暇顾及。国内一些高校，一个导师带20多个学生的现象是极其不正常的。
另外考评机制也很不科学。研究生考试仅仅就是考试，国外却特别重视proposal(研究规划)，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体现人的潜力的地方。推荐制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国内在推荐制度方面还是空白。
教授也没有考核机制，都是终身的，硕士跟博士也缺乏淘汰机制，应该有个淘汰的过程。
学术氛围还很浮躁，缺乏敬业精神。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翻译，太差了。其实并不是专业问题，主要是不够敬业。出了错，多少年后再版都不改过来，这就不仅仅是专业或者外语本身的问题，根本就是不敬业，国内的气氛太浮躁了，太多不敬业的人。
知识创新体系与大学教育密切相关
《第一财经日报》：能否结合目前的大学教育，谈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重要的三大问题？
丁学良：第一个大问题是中国要有一个更好的、更透明的、更具有包容度的政治、行政体制，来容纳我们20多年改革和发展所产生出来的许多社会冲突。第二点，中国要非常注重建立尽可能公平的利益补偿机制，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弱势群体积累了巨大的不满。三是要有非常好的知识创新体系，根据国际比较研究，过去，在发展策略和步骤上往往是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创新成分不太多。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东西往往靠大大压低劳动力成本取得，同时也将部分成本压力转移到环境、社会身上，压了这么多年，也差不多了。中国要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压低环境和社会成本，这样继续走下去的日子不多了。怎么办？就是要建立知识创新体系，从创新中找到经济增长的源泉，而这与大学体系、研究基金、企业制度、银行体系、法律制度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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