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植印度平衡中国 日本在做最后一搏

　　文/管清友

　　有关日本正在把投资由中国转向印度的讨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大多数论者都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投资转向的争论表象是一个经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因此，我们必须放宽视野，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待。

　　扶植印度，平衡中国

　　据说日本企业把投资转向印度的理由是为了规避风险。《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由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最近不断恶化，日本将资金注入印度是避免其在中国的风险的一个方法。假如日本觉得中国人的抗议活动让他们觉得不够安全，那也应该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对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我始终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发的，是一种纯粹的民族感情，是无可厚非的，任何对我们自发的民族情绪横加指责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就像我以前专门撰文写过的那样，中国人也不能意气用事，也需要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分歧。日本人可能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恶，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爱。

　　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本近来的经济恢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活力。中国不但有一个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而且更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日本的大公司和大公司的卫星公司在投资中国的问题上肯定是有分歧的。大公司掌握着整个产业链条，自然希望选择成本低，需求旺盛的中国市场。而小公司则不然，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随着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善而大大降低的运输成本使得中国的小企业具有比日本小公司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在投资中国的问题上，大公司是得益的，小公司则多多少少受到了来自中国小企业的竞争压力。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日本对华投资可以算得上是赚的盆钵满地。这一点日本的政治精英们很清楚。相对于印度，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发展当地经济不遗余力，政府的意志力非常明显。印度虽然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社会阶层在中国也已经基本形成，其消费能力实在难分伯仲。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主导着经济的发展，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土地改革的完成使中国农民都有一亩三分地，而没有出现印度那种城乡结合部成片的贫民窟。印度的软件产业一支独秀，其经济的成就根本没有像中国这样做到惠及普通老百姓。中国固然存在诸多的社会矛盾以及在国际协调上的欠缺，但是相对于印度，中国的优势不言自明。从短期看，转向投资印度而撇开中国，从经济上对日本肯定是不合算的。

　　我的一位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日本把一些产业调整到印度，固然有应对人民币升值的考虑，但是日本现在着力扶持印度、越南等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必然造成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无法发挥，中国的所得大为减少。从这一点上来说，印度所得即是中国所失。小泉放弃中国的ODA贷款，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再感兴趣。因为利用中国平衡东南亚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投资转向印度，是为了让印度平衡中国。普遍认为，小泉的下一任期政策将会更趋强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的投资调整和转向是围堵中国的开始。他们宁愿先做赔本的买卖。压逼中国人民币升值只是日本既定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避免中国“一人勝つ”，这是典型的平衡战略。日本的战略是MADE BY JAPAN， 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圈，重建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经团联的官方网站竟然把“共存共荣”作为既定的目标，这无疑是当年“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的继续。与日本相比，中国在大战略的考虑和选择上则要匮乏的多。现实远比我们想象的严峻。

　　“北进”还是“南进”？

　　《亚洲华尔街日报》上说印度与日本之间涉及到保护海上通道的海军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会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日交往几千年来，其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有三次，分别发生在唐代、明代和清代。这些战争都极其惨烈，前两次都以中国的胜利告终，日本退回本岛。第三次战争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中国战败，所以才有全面侵华。为什么一个岛国会始终觊觎中国大陆我们这里不做讨论。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在日本的统治精英内部一直有“北进”和“南进”的争论，二战之后日本投降标志着日本大陆国家梦想的破灭，因而日本不得不重新寻找海洋大国的崛起道路。

　　早在二十世纪初戴季陶就在《日本论》谈到了日本特殊的地缘政治前景。一方面日本面临北方来自俄国人的压力，因此“这个时候，日本的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另一方面，日本也同时面临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的压力，这是南进的基础。其实“北进”“南进”不过是日本“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的代名词。日本特殊的地缘条件，决定了日本始终处在大国的包围之下。古来如此，民国时期如此，现在也如此。用张文木先生的话说，日本现在是被俄罗斯踩着尾巴，被美国人牵着缰绳，中间还时不时被中国和韩国敲敲脊梁骨。

　　也正是基于这样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日本始终摇摆在北进与南进的政策之间。田中奏折中提到的征服满蒙、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企图，中曾根康宏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里所提到的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内阁与军部的分歧，以及二战当中日本四面出击的矛盾行为等等，都是这一摇摆性的体现。戴氏在《日本论》里面同样也提到了陆军军人与海军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从这一点上来看日本在近一个时期以来，同时与俄罗斯、韩国、中国发生的领土要求争端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当然戴氏没有预见到他写《日本论》后的二十年，日本会再次侵华，而且是全面侵华。这很可能是因为戴氏与日本上层人士接触颇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从未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似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作为国民党的高层，戴氏实在有些失算了。

　　从现在的地缘政治看，日本短时期内不太可能继续他的“大陆进取政策”了。俄罗斯依旧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弱国，不管韩日关系如何，美日韩之间还是盟国关系。日本北进似乎已经失去了空间。但是日本南进，继续其一直以来的“海洋进取政策”似乎还有空间，特别是中国大陆与台湾还没有实现统一，台独势力在岛内还有市场的情况下。从历史上看，日本南进的第一站肯定是台湾。日本陆地面积狭小，成为海洋大国几乎是他必然的选择。目前远东雅尔塔体系还在维持现状，日本“海洋进取政策”更多的表现为与邻国的资源争夺，从中日东海油气田开发争端可见一斑。

　　中国自南宋以来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向海洋方向移动，当前的东部沿海地区对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选择海洋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因而，台湾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日本人也明白，一旦中国完成统一，中国成为海洋大国并超过日本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日之间地位的变化将在未来影响日本的选择：倒向西方特别是美国还是倒向大陆。日本一直是一个强者的“小伙伴”，连亨廷顿也不得不这么认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谈到，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他引用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学者的话说，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里面认为，日本人有一种善变的伦理。当采取某种方针而未能达成目的，他们就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就会把失败的方针放弃。日本是典型的崇尚强者的文化。甚至有人说日本成为一个大国实属偶然，因为中国衰落了才有了日本大国的地位。

　　中国已经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中日之间地位的变化也只是未来十几年的事情。日本的选择——从谋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以及最近一段时间的海外派兵，“入常”等等都是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变中日之间地位的现状。既然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那么还不如放手做最后一搏：成功则重新找回昔日的大国风采，担当东亚的地区霸权；失败则必然倒向大陆。

　　日本的资本主义不同于美国的地方就在于其强烈的政府干预色彩。日本历次产业调整、转向都有政府的影子。因而我们看到，日本经济投资的转向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反映。至于中国与印度是零和博弈的说法似乎根本不值得去理会，我更看重的是日本有没有再次称雄东亚的运气，看起来似乎不是很乐观，也许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