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晓晶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中国的金融问题，首先是银行业的问题，更明确一点，就是大量的银行坏账以及坏账形成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这些坏账风险还有可能逐步得
到化解(无论是通过“分子战略”即减少坏账的增长速度，还是“分母战略”即通过扩大信贷规模)，但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在资本流动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时候，银行业的风险将可能在外部冲击下引发危机。也就是说，金融开放将把上述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全面的金融开放，资本账户可兑换也还没有时间表，我们似乎还有不少“防火墙”；但加入WTO的承诺意味着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这对于问题成堆的中国银行业而言将是何等的挑战！
于是，银行业改革进入倒计时，呼吁了多年的银行业改革终于有了切实的行动。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以及建行的海外上市，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亮点。而最为人关注的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中出现所谓的国有银行贱卖问题。其实，“贱卖论”并非今天才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们也听到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贱卖的说法。国有银行不过是更大、更难改的国有企业而已。
这些年，对改革的不满情绪日渐增多(或许因为网络的关系，这些情绪得到了更多的释放)，近期更是爆发了对经济学家们的不满。在老百姓看来，这些点子都是经济学家们出的。经济学们为什么会出这些馊主意？要么是拿了钱了，为利益说话；要么就是水平有限，不知道跌到几流中去。先不说这些揣测有多少合理性，也不谈国有银行是否真的贱卖，通过这些可以明确一点，如果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主要是由精英主导的改革，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改革将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大众参与的改革，我们的改革要准备与叫骂声同行。
其实，中国这么多年来的改革，一步一步走过来非常不易。我在一次给亚非拉受援国(即接受中国援助的亚非拉国家)官员们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时，发现他们是那么地兴趣盎然。毕竟，中国摸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尽管其中有曲折，有骂声，但改革在推进，增长在持续。“卖国说”何其可怕，WTO不能不加入；“郞顾之争”何其热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停；“贱卖论”何其汹涌，银行业的改革不能停。或许，很多人会争辩说，我们没说不能改，而是对现在的改法提出质疑。我认为这话说到了问题的根上，这比争论是否贱卖要高明得多。
比如有人提出，引进了战略投资者，银行治理结构就会改善，政府干预就不会再有，所有问题就都能解决么？中国银行业的问题是和政府连在一起的。银行业的坏账，有很多是政府干预造成的。2001-2002年的抽样调查表明，在不良资产的形成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从不良资产的形成结构看，可以说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和政府干预有关；只有20%左右是和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因此，银行业的改革就是要把银行推向市场，国家不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埋单”，从而在体制上消除商业银行指望国家不断救助的道德风险。同时，银行业的改革也希望通过市场化方式分散银行风险。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购买国有银行股权的外国投资者也在分担这些风险。那些认为中国的国有银行好得很，应该卖出更大的价钱，并且认为中国的国有银行有政府担保，外国投资者不会担什么风险的说法，不仅是一相情愿，而且对风险也缺乏起码的认识。不过话说回来，仅仅凭借引进战略投资者、银行上市就能把银行推向市场，就能解决银行治理结构问题，同样显得幼稚。
还有人提出，为什么银行业只对那些大资本开放而不对一些中小资本开放？前一段时间去澳大利亚参加自贸区谈判的考察，就有澳方人士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说，你们更多地倚重于那些大鲨鱼，银行业中的巨无霸，比如汇丰、花旗等等，却忽略了那些规模较小、但更适合中国国情且不会对中国金融业造成巨大冲击的外资银行。尽管在澳方来说，主要是嫌我们的引资门槛(如资本金要求)设得太高，但这一提法也不无启发：引进战略投资者也和引进技术一样，最高最新的技术未必是最好的，适合中国国情与发展现状的才更重要。
再有，为什么银行业改革主要对外资开放，却不对内资开放？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只盯着国有银行，却忽视了民营银行的发展？发展民营银行呼吁多年，但至今也没有“结出果来”。这些问题实际上既是在提出质疑，也是在为改革出点子，是在参与改革。
这里不打算列出“民间”关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清单，作为一项技术含量非常高的系统工程，银行业改革还是由“肉食者谋之”更为妥当。最后，我想对这些“肉食者”们说：一方面，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只要是改革，总会有人欢喜有人忧，无论是加入WTO、国企改革、银行改革，甚至搞市场经济，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或责骂。而现实往往是利益纠缠的僵局，得有人顶着各种骂名踢开僵局，中国的改革才能推进。另一方面，这些责骂或者说不同的声音，表达了普通民众的担忧和不满。这不能被简单化地看作是改革的阻力，经济学家们也不能打着改革的旗号，让一切为改革让路，让一切不满者、一切受损者、一切弱势群体靠边站。改革允许而且需要有不同的声音，没有这些声音的监督和陪伴，改革会在推进中变得固执，会在前进中迷失方向。我们的改革(家们)要学会与叫骂声同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