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国经济需要大国发展战略

　　作者:李稻葵/文

　　经过26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看的话，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大概相当于美国经济的八分之五，世界经济的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而且不仅如此，这些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在一些重要产品的分量里面，中国经济的比重更加地高。比如说，中国 的钢铁产量早已是世界第一，煤、粮食等等大宗产品的产量也已经是世界第一。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给我们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于各个方面。首先来自于资源方面，我们的资源对外依赖程度非常之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很多竞争。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一个充满竞争充满挑战的世界环境中进行的。世界历史上可以跟中国经济今天的崛起相媲美的事件笔者认为只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1865年到1895年这段时间内日本经济的崛起，它改变了整个世界；再一个就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初头20年的崛起。可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历史上所有大国经济的崛起都没有像中国经济今天面临如此艰巨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讲？这些经济的崛起，要不然是在一个人口相对比较少的国家发生的，要不然就是在一个人均GDP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上起飞的。事实上，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当年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和英国差不太多，大概不到10%。中国经济现在的发展，平均水平非常之低。这么一个经济大国，如何进一步地增长，真正地崛起？如何在世界各个大国中争得自己相应的地位？这正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她的发展走一条大国发展道路，不能简单沿用以东亚四小国为代表的工业化经验。

　　我总结，作为大国的理想的经济发展战略至少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就是要尽快地建立一个有效的、统一的内部大市场，这恐怕是作为大国与小国的本质区别。一个小国自身的市场很小，可以主要靠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而作为大国这么恐怕做就会碰到很多困难，下面还会论及。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世界各个大国起飞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经验。比如说美国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靠本国经济的大市场的建立，从而靠大市场产生了大企业。上个世纪初，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产生了十几个超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如福特、

通用汽车、通用电器，等等。这是哈佛商学院的钱德勒教授提出来的，他最著名的专著，就是讲美国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大企业的兴起。所以说，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统一有效的内部大市场。

中国2004年GDP在全球排名第六。

　　那么如何建立这个统一有效的大市场呢？这里面需要重要的制度保证，包括宪法。美国的宪法是建国十几年之后反复讨论才制定的，是美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制度遗产。在美国的宪法里面，他们花了大量的篇幅专门讨论如何能够保证跨州的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光一部宪法还不够，还要经过美国的高等法院通过若干非常著名的判例来一步一步形成。从本质上讲，有效的大市场不光是要保证产品的流动，不允许搞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出现；更重要的是要素的流动，包括劳动力的流动，这些是建立一个统一有效大市场的基本要求。

　　第二，要思考一个大国战略贸易的问题。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关注比较多的是东亚四小龙的起飞。从东亚四小龙的起飞里面我们总结了比较优势理论，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

　　我个人认为，这种出口拉动的、以东亚四小龙为典范的、对外开放的比较优势战略，对于大国是不适合的。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作为大国对国际贸易的比价是有直接影响的。讲通俗一点，中国的情况是，我们出口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不值钱;我们进口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涨价。结果我们忙活了半天，老百姓却得不到很多实惠。这样的道路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个采取大国战略的原因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中国还没有完全崛起，只是经历了26年的快速增长，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只不过4000美元，离小康水平还差一半。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就已经占有了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市场。如果我们把7.5亿农民中的大部分人口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话，我们还要占有多少的国外市场呢？这种国外市场到哪里去寻求呢？占有国外市场所受到的国际反抗心理是多么巨大，这个成本如何来克服呢？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里的难题，因此我们需要大国的贸易战略。

　　大国的贸易战略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贸易的总量和质量上要进行调节，要平衡，不能简单地追求出口总量，或者贸易顺差，这从长远来看是没有持续性的。再有一点我觉得是关注不够的，对贸易结构要有进一步的思考。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例子是能源或原材料的对外依赖度，另一个是粮食的对外依赖度。

　　中国的石油依赖度达到40%以上，按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快就能接近美国的水平。我个人认为，在能源问题上这么高的对外依赖度，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能源问题上，中国和世界上已经发展起来的大国是有直接战略冲突的，或者说是有战略竞争关系的。美国的能源结构是很难调整的，必须长期地依靠石油。美国的政治结构使得选民和一些重要产业的政治力量非常强，在石油问题上不可能加税，加税对政治家来说是一种自杀式的政治提议。美国依赖对外石油的进口，如果中国也不断地购买国外的油田的话，那必定和美国的战略之间发生冲突。

　　相反，再看另一个例子，我国粮食的对外依赖度只有5%-6%，9000亿斤粮食消费里面大概只有500亿来自进口，这个数字还可能是夸大了中国的进口量。5%的粮食进口量和石油进口量相比非常安全，而且很可能是太低了。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粮食产量的分布比石油产量的分布更加均匀，石油产量主要就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东。第二，在粮食问题上，中国和世界主要大国是战略互补关系，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等。再有，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粮食储备。粮食生产的周期只要半年，甚至是3个月，时间非常短。而石油达到3个月的储备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贸易结构的问题。当然在石油进口上，我们并不是要搞关税，这会违背我们在WTO的承诺。但是可以搞统一的能源税，对国内的石油也收同样的税，这并不违反WTO的要求。

　　第三，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协调中央与地方政治经济关系的制度安排。在全世界的大国里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有四种可能性。是二乘二的结果。在政治问题上，有的是高度集中的，完全是中央控制安排；有的是高度分权的，地方政府是居民选出来的。在经济问题上，有的是高度集权的经济安排；有的是高度分权的经济安排，像中国。这样就形成了四种可能的制度安排。关于这个问题，国外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做了一些研究，他们发现政治经济同时集权肯定做不好，如果都分权也做不好。根据他们的研究，目前中国的情况还比较合理，在政治上集权，地方政府都由中央任命；而在经济问题上比较分权，地方政府有相当的自主权。因此，如何来协调地方与中央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世界历史上大国的情况。

　　第四，要有以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为核心目标的宏观管理体制。关于独立的货币政策，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调整是非常缓慢的，在任何时期都有可能发生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情况。因此一定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的汇率也很重要，我们不希望中国的出口部门由于汇率的波动而产生很大的调整，因为作为大国，调整起来是很困难的。

　　在当今的世界，如何既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又要保持稳定的汇率？答案很简单，就是在短期资本流动问题上要坚定不移地要控制，坚决不能放开。对外汇储备的管理要有创意，要有新的办法。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到明年就可能超过日本，达到一万亿以上，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增长本身并不是坏事情，关键在于怎么管理，怎么运用。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投资于以美元或欧元计价的流动性很强的政府债券，恐怕对中央银行和中国经济是不利的。

　　我建议要拿一部分的外汇储备直接购买石油储备，或分散投资，购买一些经营较好的、以自然资源储备为基础的跨国公司的股份。每家公司买很少一点，这样对我们至少第一可以保值，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第二在能源市场出现价格波动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有个风险对冲作用。

　　第五，在关键的产业上要有技术突破。对所有的产业都有技术突破是做不到的，但是关键的产业必须要有技术突破。我讲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是粮食的例子，中国人口这么多，耕地又这么少，我们不可能指望发达国家在种粮食方面给中国任何技术支持，必须要靠自身的技术突破。我们非常幸运中国有袁隆平，杂交水稻的技术突破使中国水稻的单产翻了一番，而且还有潜力继续提高，这项技术突破使中国的温饱有了基本的保证。另一个是能源问题，也需要中国有技术突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如此高的能源依赖度是很糟糕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用技术还不太成熟的能源来代替石油，这就需要我们有技术突破。比如说，煤是中国在全世界各种能源中储量最高的。在煤的问题上，如何安全开采，如何合理利用，如何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里面我们大有文章可做。事实上，这方面的技术已经初露端倪。比如说煤的多联产技术，就是要在煤的开采过程中，把瓦斯也综合利用。因为瓦斯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价值不亚于石油。瓦斯收取之后，把煤运到地面，先是煤变成气，把煤变成甲烷、乙烷，再变成油进行发电等等。这项技术已经有国家在做了，南非在这个方面就已经有了很多突破，因为几十年能源禁运，南非不能靠国外进口的能源，就只能另想办法。我觉得，这个里面很有潜力。

　　第六，作为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大国的经济外交和大国的国际舆论导向。经济外交就是必需通过外交来实现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利益。比如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角色。WTO不仅是一套制度约束，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其中的一员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中国作为开放程度如此之高的发展中国家，在WTO的框架下，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中最大的受益国就将是中国。中国的利益在WTO的框架下是超越发达国家，也是超越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起到一个沟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的作用。

　　至于舆论导向，就是作为大国我们的很多利益是通过舆论来获得的。我想中国政府要特别关注几个例子：一个是正面的例子，一个是负面的例子，还有一个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是最会用国际的语言在世界上与大国争吵来争取自己利益的。负面的例子是日本，日本在经济上已经是大国了，但是他们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大国地位。日本人很勤奋，但是嘴比较笨，不善于西方的语言和逻辑，不善于西方吵架的方式，因而在大国利益问题上经常处于被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就是在80年代中期没有跟美国及西方各国合理地舆论导向导致的步步被动的结果。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正在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印度。印度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中国，可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必须学习，必须认真研究，就是印度在高端人才的培养上非常成功。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就是印裔的；还有《美国外交事务》的前任总编也是印裔，他现在是《新闻周刊》的总编；还有世界各个大公司的CEO，如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的CEO就是印裔，这种现象还在发生。当世界上很多的机构和大公司的CEO是印度人的时候，很多方面不见得会对中国有利。我们不仅要在自己的官场上吵架，而且要在国际上吵架，为中国的利益，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创造一个合理的空间。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佛里曼经济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