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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内生着强大的制度需求，其中，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和真正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尤为关键。
文/《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关于转型经济，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就纯粹的形态
而言，转型有两种基本战略：战略A，即将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生长起来；战略B，则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中国二十多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世所公认，其经验之一即在于通过巧妙的制度安排及路径选择，以渐进式、增量式改革在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成功推动了体制外的显著增长——这很明显地表现为科尔奈所指的战略A的特征。
这种颇具特色的帕累托改进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其意义：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目前的1／3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劳动力的70%以上也在非公有制经济就业。很显然，非公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提升、就业岗位提供的重要来源。
其次，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改革历史，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作为主线贯穿其间，尽管从现在来看，这一任务的完成还需要很长的过程，但不管怎样，诚如吴敬琏所言，“为了奠定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不能仅仅着眼于对原有国有企业进行改造，而应当着重于发展新的民营企业。这不但是因为后者较之前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因为后者的进展形成了对前者的竞争压力并为前者提供了改制的资金、市场等条件。”事实上，恰恰以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发端，非公经济的发展为其后进行的国企减员增效以及眼下所着力的产权再造提供了“减压器”和“助推器”。
第三，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效率的提升而非投入的持续追加。近乎于定论，民营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不仅为经验所证实，更有着合理的理论解释。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显著增长，其宏观基础在于不断深入的制度变革，微观基础则主要在于农户、本土非公经济以及外资企业所带来的生产潜能的快速释放，而此两者间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良性互动，更为“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成功不断注入新的内涵。
眼下，以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经济社会之改革开始进入全面攻坚期。该次会议公告明确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此论述相适应，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亦内生着强大的制度需求，其中尤以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和真正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关键。
突破式发展的拐点或已临近。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的颁布不仅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准入、公平待遇，以及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税支持等七方面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以此基础性文件为指引，由最高法律形式而确立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渐次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法律制度和运行细则。
作为极具观感的标志性事件，“非公36条”颁布后的2005年中，非公资本尤其是本土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长期国有垄断下的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不断深入的金融体制改革亦使长期遭受信贷歧视之苦的民营经济看到了转机的出现。如前所述，受惠于这些显而易见的进步的人群并不仅止于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和就业者，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重要关口更使非公经济，尤其是本土非公经济的发展历史性地成为了下一步改革摆脱边际效应递减，甚至打破可能出现的路径依赖的“胜负手”，而这种重大使命的赋予，迫使我们期待和相信，新的一年中非公经济应该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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