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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初日本货币当局相比，中国货币当局的控制能力更强，这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汇改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文/张斌 何帆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会遇到汇率升值的压力。德国和日本
在战后期间就同时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和汇率升值的压力。能否正确应对经济崛起时期汇率升值压力，对于一国能否保证宏观稳定和持续增长，顺利实现经济崛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失败案例，而德国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汇改：日本与中国的异同
二十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中期，持续相对进步较快的劳动生产率使得日本出口竞争力和进口替代能力突飞猛进，日元面临持续升值压力。面对日元升值压力，日本货币当局总希望拖延货币升值，给市场留下的印象是日元总留有升值预期。为了减缓日元升值预期给货币当局带来的压力，同时也是迫于贸易逆差国方面的政治压力，日本政府采取了货币升值，同时还实施了低利率政策(一方面是减少日元升值压力，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升值以后刺激需求)。不断下调的利率不仅使日本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同时还成为日本上世纪90年代泡沫危机的温床。国内曾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即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升值促成了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和90年代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但目前鲜有日本学者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除了经济制度方面的因素以外，造成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在之前实施了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实施扩张货币政策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1、保持低利率有助于维护低的汇率水平；2、货币当局对于当时经济周期的判断失误。因此，与其说是日元升值不如说是对日元升值的不恰当干预促成了后来的通货膨胀和泡沫危机。
反观当前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改革，不难发现与当初的日本有很多雷同之处：首先，两个经济体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压力又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中长期内持续的货币升值压力；其次，经济出现趋冷迹象，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处于下降过程中，虽然股市不振但却存在房地产泡沫(至少在局部地区如此)；对外贸易在两个经济体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两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都很重视汇率稳定，并采取了调整汇率水平以外的很多政策(比如低利率、增加进口、减少资本外流管制等)减缓货币升值压力；在宏观经济形势下，为维持经济的增长势头，政府存在放松货币政策或放松财政政策的选择。
但是，差异也非常明显。与当初日本货币当局相比，中国货币当局(包括其他宏观经济管理当局)的控制能力更强，对于稳定国内总需求水平和物价的能力也远在日本当年货币当局之上。过去两三年的经验充分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在货币升值压力的面前，既维护汇率稳定，同时保持物价稳定。中国货币当局这种超出西方国家货币当局想像之外的能力，在于中国政府对中国金融体系具有强有力的控制能力，通过控制信贷规模，控制项目审批，货币当局能够在短期内成功地控制国内的需求水平，进而预防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这正是我们2004年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所看到的。而在当年的日本，货币当局看到的是私人银行不顾(货币当局)劝阻地将美元卖给货币当局，基础货币供应飞速增长。更糟糕的是，日本货币当局为减缓货币升值压力，调低了利率。便宜的货币迅速地同伙金融机构流向了房地产、股票市场以及各种各样的投资项目，通货膨胀和泡沫危机难以回避。
日本启示
日本当年汇率政策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几点启示：
1、在资本管制时，也可能受到投机性冲击。
尽管日本最初对资本项目进行着严格的管制，但只要投机者认为某种货币低估并预期这种货币将会升值，他们就有办法多持有这种货币头寸。所以，如果维持固定平价的成本很高，那么就需要调整汇率水平，或者实施更具灵活性的汇率制度。
2、注意宏观经济政策搭配、时机，避免对货币升值作出过度反应。
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日元升值，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减轻日元升值的通缩效应。1972年的这种扩张性的政策导致了1973-1974年严重的通胀；在广场协议期间，日本政府放任日元大幅度升值，同时采取货币财政双扩张政策，以抵消日元升值的通缩效应，从而导致1988-1990年资产泡沫的产生。由惧怕日元高汇价导致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危害超过了日元升值本身产生的危害。
3、注意维持储蓄投资的平衡。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国经常项目出现大量盈余，而贸易伙伴国的经常项目出现赤字，顺差国的货币就会受到升值的压力。为了避免这种升值的压力，在国内维持储蓄和投资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为此，需保持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中国目前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是商业和与消费者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空间。
4、力求使人民币汇率制度更具灵活性和币值重估的益处最大化。
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人民币一旦升值，要允许资源在外贸部门和非外贸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要使人民币汇率制度变革和调整汇率水平的利大于弊，必须加快金融的改革，特别是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发展推进金融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和国企的改革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另外，当升值的压力增加时，政府应进行外汇市场干预，放松进口管制，放宽资本流出管制，加强短期资本流入的管制，以减轻投机压力。货币政策可作为避免汇价过度波动工具，为了能够使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并增强其对国民经济、国际收支以及汇率的影响力，中国需要货币市场和短期金融工具的深入发展。
德国是如何面对马克升值压力的
比较中国与过去的日本，我们不由得会庆幸中国政府对经济运行强有力的行政控制能力。但是，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为过多用行政手段而付出了效率的代价。如果反观德国当年的经验，似乎有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德国与日本是战后两大新兴经济体，同样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和货币升值压力。但是，在货币升值压力面前，德国当局的政策旗帜鲜明，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国内的政策目标，即确保国内物价和产出的稳定，其次才考虑马克汇率的稳定。根据国际经济学原理，一国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这三者中只能同时选择二者，德国货币当局选择了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同时放弃了对马克汇率的干预。在缓解马克升值压力和维持国内物价稳定之间，德国货币当局放弃了前者而力保后者，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德国的经验向世人表明，货币升值并不是那么可怕，德国经济没有因为马克的升值而一蹶不振。相反地，因为明确捍卫了国内经济目标，德国在高增长同时还尽量保持了国内物价的稳定。
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的公告，宣布了人民币汇率超级稳定时代的结束。公告中明确地宣布了未来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主要依据：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和参考一篮子货币。无论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还是参考一篮子货币，都要求人民币/美元汇率频繁调整。为了规避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汇率风险，货币当局在汇改以后频频出手，推动外汇市场和远期金融产品的进一步发展。不难预见，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的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整也将更加频繁，维持汇率稳定的各种行政手段也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人民币升值并非难以承受之重
毫无疑问，升值以后的货币对于每家从事出口或者进口替代的企业都会带来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仅仅落在了某一家或者某几家企业的身上，这几家企业会面临利润锐减，甚至关门停业；但如果所有的中国企业都面临同样的成本上升，那么他们一致的选择更可能是一起涨价，而不是一起坐观利润锐减或者是关门倒闭。放眼当今全球生产网络，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短时期内大范围地替代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即使中国商品集体涨价，国外消费者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只能继续购买中国商品。
更重要的，就算是上述的效应不明显，人民币升值确实减少了出口，挤垮了个别企业，这能算作不利影响吗？对于个别低效率出口企业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答案则是否定的。上文已经提到过，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工业/服务业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资源有待在这两个部门之间调整配置。通过货币升值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管理不善的低效率企业挤出制造业，这恰恰符合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潜力。同时，货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增强竞争力，让那些富于创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强者更强。日、德等很多国家国际品牌都是在货币升值过程当中慢慢长大的，他们的成功不得不感谢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因为货币升值让他们看到在低水平上竞争是死路一条，从而不断激励他们创新、再创新，在不断的压力下走向世界知名品牌之路。
如果因为货币升值而减少了出口生产，毫无疑问会殃及这些部门的就业。但是，这能说是对国内就业的不利影响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出口部门就业的减少并不等同于中国整体就业的减少。上文已经提到过，货币升值有助于提高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在更有利的价格吸引下，服务业对于就业需求也会扩大。事实上，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新增就业机会几乎全部来自于服务业，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远远超出制造业。只要稍微把眼光放的长一点，货币升值对服务业点燃的勃勃生机就会对就业释放出更大的就业空间。
比就业数量更重要的是就业质量。中国的就业压力，关键在于如何把农村中从事低附加值生产的就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从事高附加值生产的人口。但是，如果农民进城后仅仅是从事甚至比农活还简单的某一个装配工序，获取的仅仅是维持基本生计的微薄工资，这样的就业就丧失了增加就业的初衷。令人遗憾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很多父子两代农民工还都是在最初级的加工工厂里从事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工作，拿到的也仅仅是只够生计的工资。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初级阶段，这种局面不失为一个过渡阶段，但是这种阶段如果持续了接近二十年，后果就非常可怕了。这些加工工厂里集中的是我国最宝贵的15-30岁的年轻人力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而且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正在飞速减少。珍惜这些宝贵资源，关键要在于退出难以让他们摆脱贫穷的行业或企业，增加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
人民币升值已经向这些企业或者行业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继续从事像农业劳动一样的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要退出；没有能力为企业员工提供合理工资报酬的低效率企业要退出；重视员工人力资源培训，突出员工工作技术含量的要胜出。
人民币顺应经济发展需要而升值，并非难以承受之重。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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