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产能过剩 抑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大起大落

　　曹建海

　　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6年经济工作一个任务是推动部分产能过剩行业调整。这将是明年宏观调控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很显然，产能过剩将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之一。

　　重化工业阶段的产能过剩

　　进入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投资的高速增长期，从而引领了新一轮的以重化工业在主导的经济增长周期。基于过去的教训，中央政府也对投资过热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2004年上半年，针对一些产业如钢铁业、铝业、水泥业、汽车业及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提出了严厉的警告，甚至采取了收紧“银根”和“地根”的双重“撒手锏”。

　　但是，由于外部条件变化以及各种深层次的原因，特别是前几年高速增长的投资惯性，尽管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已呈现快速增长中平稳回落的态势，但短期内还难以调整到合理区间，巨大的新增生产能力相继被释放，部分行业将面临过剩压力。例如，2002年以来供需形势紧张的电力供应，随着三年来的大规模投资及新建项目的相继投产，目前已出现了较大缓解，2005年全部装机容量将达到创纪录的50570万千瓦，2006年电力将实现基本平衡，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电力过剩。随着大规模投资导致的产能释放，2005年中国钢铁产能将达到3.9亿吨,但

房地产、家电等行业增速放缓将导致钢材需求增速下降，钢铁行业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将在2005、2006年甚至更长的时期持续。

　　汽车工业也结束了2002~2003年连续两年的高速增长，从2004年起生产和销售增长率大幅度下降，预计2005年我国轿车产能利用率将跌至55%，成为2002年至2010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最低谷，汽车产业的大整合不可避免。此外，在建材、煤炭、聚酯化纤等领域，也开始出现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造成当前我国一些国民经济重点行业产能过剩的原因有市场竞争的原因，有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也有政府控制生产要素价格直接参与或控制工业投资活动导致的工业过度配置资源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视实际情况对过剩生产能力进行消解。从理论上说，消除我国工业行业生产能力以及实施宏观调控，还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更有效的措施需要“长短结合”，建立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大起大落的长效机制。

　　设备淘汰和企业退出

　　消除生产能力过剩的方法很多，从理论上可以分为设备淘汰和企业退出两种方式。考虑到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设备能力过剩，因而废弃多余生产设备，是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一个有效办法。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调整时期，为了鼓励企业淘汰多余设备，对纺织、冶金、造船等行业采取由政府出资收购设备然后将其废弃的办法，值得我们借鉴研究。

　　企业关停和兼并、转产、破产等方式属于企业整体退出的办法。企业关停作为一种行政手段，历年来是我国政府关闭非国有企业的通行办法。但考虑到本轮投资中的设备升级和产品升级倾向，特别是国有企业机制上的落后，我们认为当前需要关停的重点是那些技术水平已经相对落后的国有工厂；对于民营企业由于其预算的硬约束机制，用市场的方法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同时应逐步完善兼并和破产制度，要打破限制所有制身份的包括汽车、钢铁、电力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的各种并购行为。随着产业竞争态势的越发激烈，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破产等方式退出市场，需要相应的资产产权、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来顺应这一变化。

　　完善社会保障推进金融、税制及

汇率改革

　　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根源在于转型期中国的诸多特点，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医疗和教育服务给居民带来的沉重负担，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大有作为，以降低居民的“谨慎型”储蓄，刺激消费。同时，金融的发展与深化，也有利于刺激居民的消费。鼓励消费的结构政策应当成为下一步促进内需政策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成为调整贸易顺差的关键问题之一。对大国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方面往往是国内的结构调整政策。大国经济的内需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往往远大于汇率的作用。当然，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当然，要扩大消费，进而推动内需，长远之计在于改变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同时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变“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虽然“生产市场化，花钱政府化”的投资和出口模式在短期内不会出现问题，但不可能再维持十年。一旦美国经济低迷、利率升高的组合出现的话，

中国经济就必须要改变其增长模式。制约消费的因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政府可以通过从“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变，为社会收入水平的提升起到最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时应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发展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政府的监管虽然是必要的,但过度监管或者没有经营主体的监管不仅是无效率的,更是无的放矢的。要实现对投资者利益的真正保护，严格控制政府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和公众股东的大肆掠夺。

　　打破投资禁区向民间开放投资机会

　　政府需要打破种种投资禁区，向民间充分开放投资机会。当前要特别打破限制民营企业以并购方式进入汽车、钢铁、电力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的各种政策禁区。只有这样，才会获得市场驱动而非政府驱动的经济健康增长，形形色色的消费需求才可以自然获得满足和提升。要建立有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包括政府主导下的反映社会公众利益和意愿的城乡规划管理、环境管理、社会责任管理，政府通过发挥非政府组织和中介机构的作用实现投资过程中的社会公正的实现和社会效益的不断提高。在多元投资主体的条件下，政府应致力于建立一个高效的、公平的、可以预见的宏观投资调控体系。这种宏观调控应当摒弃政府直接控制项目投资的做法,而将主要精力用于符合市场效率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上来。(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