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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天翔 发自上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于日前在“中国平安金融论坛”上表示，“贸易顺差、升值压力及外汇储备增长等所带来的压力，必须依靠中国本土需求的扩大。如果目前的经济结构不做大变化的话，不用到明年的12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会突破1万亿美元，如果还不做大调整的话，5年之内，外汇储备会超过2万亿美元。”
巴曙松表示：“这一次升值幅度为2%，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希望的10%和15%有很大差距，我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国不单追求贸易顺差，而且追求贸易平衡。中国的贸易顺差大约在200亿~300亿美元,占中国GDP不到2%，因此，中国认为2%的升值幅度能够把顺差覆盖掉，但是变化要比计划快。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比去年要高，中国贸易顺差的趋势是下半年比上半年还要高，尽管数字还没有最后统计出来，但大约会在900亿美元左右。如果这些顺差都要依靠汇率波动来消化的话，这就意味着有更为强烈的升值压力。”
“世界各国都不大可能完全依靠汇率的调整来消除贸易不平衡，必然要伴随着本国内部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中国来说，那就是要扩大内需。中国过分依赖外需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进出口规模占GDP的比值几乎达到了70%。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增长了20%，这一比例在欧美国家则需要至少花上10年时间。但这也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国民福利的流失、货币政策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的丧失等，那么如果不做改变的话，必然又会形成大量的顺差，升值的压力也会扩大。”巴曙松分析认为。
“全世界只有日本在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看到日本的外汇储备增长在明显减缓。一方面我们的环境被严重污染，将生产出来的所谓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廉价地卖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时又冒着有贸易摩擦的压力，把赚回来的贸易顺差以外汇储备的形式，以比较低的回报存回到这些发达国家市场，我们是双重福利的损失。”
巴曙松分析认为：“汇率在一定程度上的升值可以缓解顺差压力，但是又不能完全依靠汇率制度，必须同时加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中国在汇率调整之后出现新的格局，必然要求我们从化解升值压力的角度来强调增长的动力，从依赖外需转向扩大内需。”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曾意识到固定汇率制度有很多不好的方面，开始在金融危机后实行浮动的汇率制度，但是后来又慢慢地变回了固定汇率制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本土金融市场不发达，本土储蓄率过高。中国的选择比较单一，融资的主要渠道还是银行。”巴曙松认为，“发展本土金融市场和汇率改革两者之间不是没有关系的，而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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