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林毅夫披露建设新农村建议幕后

　　笑称“经济学家五个论”标准太高

    本报记者 李爱明 高春颀

　　林毅夫的忙是不言而喻的。单从一干头衔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等。日前，他在北大朗润 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采访的话题集中于“新农村建设”。尽管以旁观者观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出台与林毅夫这位重要的“智囊”密不可分，但林显然并不居功。

　　对于“三农”话题，林毅夫自然熟悉不过。早在1987年，他就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并且写出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因此，谈起来自然是滔滔不绝。

　　最好的办法是启动存量需求

　　中华工商时报：据我所知，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前，您就提出过“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而且还是最早提出的。您是对中央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最终出台和您有直接的关系吗？

　　林毅夫：我想不能说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客观问题，也不能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因为采用了我的建议而出台的。但我是比较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最早是在1999年。大家知道，我长期研究农村工作，一直在研究如何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从长期来讲，农村最可持续的发展是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另一方面农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两个轮子。如果农村劳动力不能不断地转移出去，单靠提高农村生产力，必然会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的结果，所以劳动力转移是必然的前提。

　　中华工商时报：在十几二十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三农”问题并没有现在这样突出。现在之所以变得如此尖锐，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呢？

　　林毅夫：你说得没错，“三农”问题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变得特别尖锐的。在改革开放后的七八十年代，农业生产增长很快，所以“三农”问题不突出。1985年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农民“离土不离乡”就能工作，所以也不突出。1990年代初，农民工开始出现，大量离土离乡的农民转移出来，但是这段时间，“三农”问题也还不是那么尖锐。

　　那为什么1990年代末“三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1998年出现了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新增投资比较小，新增就业机会少，这样造成应该流动的农民流动不出来，已经流动出来的农民出现返流现象；另外，因为竞争很厉害，大量乡镇企业也在那时倒闭，大量农民又回流到农业，这样就造成农民收入在1990年代末增长特别慢，“三农”问题因此变得特别突出。

　　当时我在想，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认为，必须把农民劳动力不断流动出来这条渠道打通，把城市中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中华工商时报：如何才能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呢？对中国来讲，通胀压力往往是短期的，而通缩压力似乎是长期的？

　　林毅夫：要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货紧缩问题就必须解决。我当时提出，过剩生产能力本身是一个存量的概念，要解决过剩生产能力，最好是解决存量需求。

　　中华工商时报：什么叫存量需求呢，这个概念是您提出的吗？

　　林毅夫：是我提出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人们有需求的愿望，而且也有支付能力，但由于体制性或政策性的原因，这个能力没办法使用，这样的需求把它叫做存量需求。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会有，但我们是转型中国家，所以会有存量需求。我认为，目前国内往往很容易按照国外的概念，而不是按照国内的现实状况来讨论。外国没有“存量需求”这个概念，这是我在国内现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当时我发现有四大块存量需求，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二是民营经济，三是城市消费，第四块是农村消费，而这恰恰是最大的一块。你对比一下农村与城市消费，就会发现农村消费会低得很多。这是因为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农民收入低；另一个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现代消费必须有基础设施，比如要有电有水有马路等，但是“八五”以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在城市，农村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因此造成农村的消费环境不利于现代消费，农民当然就不会去购买现代化产品。

　　“新农村建设”能四两拨千斤

　　中华工商时报：“建设新农村”对解决“三农”问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林毅夫：我觉得这是“一石数鸟”，四两拨千斤。因为在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的条件下，一般依靠财政政策来解决。那么，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把财政投下去，能启动很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一般来讲，财政往往都投资在城市里面，但那部分的杠杆作用不大。我认为投在农村杠杆作用会更大，因为它会启动消费需求。它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但同时也会启动消费需求，因为改善了消费环境，需求就会增加。

　　我认为它会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最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从长远来讲，它把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了，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的渠道打通了，实现了增加农民收入最长远的可持续的方式；第二，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本身都是劳动力很密集的，都是使用当地劳动力的，比如水泥钢筋都是当地生产，由此会给当地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第三，能启动农村消费需求。增加农民收入从长远来讲是必须转移农村劳动力，但必须看到中国的现实———到2030年，我相信至少还有30%的人口将近5亿人生活在农村，如果他们生活不能现代化的话，那就不能说是全面小康。所以我说这是“一石数鸟”，当时这个观点提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中央决策成员也都看到这个报告。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说是我个人提出的，但这个问题就摆在那个地方，随着时间推移，大家都会有这个共识，认为这个事该做。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建议现在变成了一个政策，相信它对解决我们现在的相对生产能力不足、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收入都会有正面作用。

　　国家应加大农村投资比重

　　中华工商时报：据我所知，您前不久还给

国家发改委提了一个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建议，您具体建议了什么呢？

　　林毅夫：提了财政政策的分配问题。1998年以后，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支持大的基础设施方面，尤其是城市里，但实践证明，这些相对于启动需求来讲作用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城市资本都是很密集的；第二城市里的消费相对都已满足，创造不了多少就业机会，对消费的启动发挥不了多少杠杆作用。但如果建在农村里，比如修自来水、下水道、电视接收设备、修道路等等，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如果这些都投入的话，农村消费环境就能改善，也能创造就业机会。所以我当时在建议里提出，国家应该在农村投资方面加大比重。

　　中华工商时报：那您认为这个比例多大合适？

　　林毅夫：具体多大很难说，但我想发改委会做得很详细。

　　中华工商时报：最后问您一个问题，香港学者丁学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经说“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

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也有过“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国内很多经济学家甚至不入流”的说法，对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林毅夫(笑)：可能他们的标准比较高吧。中国的确是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研究，也希望我们大家研究的水平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