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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特约评论员 高辉清
最近社会上流行着一个著名的论断：未来20年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黄金发展期”，同时又将会是“矛盾凸现期”。然而，最终的结果绝对不会是“两期”并列。我们要么是经济和社会都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要么是陷入在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泥潭中难以脱身。未来到底是上天还是入地？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明智，以及能否采取
正确的行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内，经济保持了9%的高速增长，并且近二年来还获得了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光荣称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光有奇迹还远远不够，而且随着奇迹光环扩大，其背后阴影也随之增大。冲突明显加剧的社会多元化矛盾、经济的资源支持能力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缺乏，都让人们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上的担心。
所有这一切的担心，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担心，即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相对于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而言，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明显滞后，导致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加剧。早报在上周的系列社论中分别谈了三农问题与新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广义的社保体系、外贸和对外开放、促进财政政策转型这5个当前社会经济的焦点问题，实际根源都可以直接或间接都归咎于政府改革滞后的问题。
以三农问题为例，至少就直接与以下二个因素有关。一是政府没有履行应尽的公共服务职能，在农村的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体系建设等方面，政府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位；二是政府机构改革进展缓慢，虽然从机构数量上看确实明显减少，但由于大量从政府机关“精简掉的人员”转移到了事业编制的单位，不仅财政供养的人数并没有大的减少，而且行政支出与日俱增。这一问题在基层尤其显得严重，乡镇政府在国家编制规定外另外聘用了数百万公务人员。在缺乏足够国家财政的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这些人的“生活”实际上就必须依靠农民来负担。当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在为解决自身生存问题而把成本千方百计转嫁给农民的时候，解决三农问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再比如说，外贸模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政府改革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外贸增长方式带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出口产品的加工度和增值含量较低，而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较大。其根源之一就在于，我国的重要资源大多都由政府定价，没有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过低的资源价格必然极大地刺激企业去过度使用资源来进行生产，企业因而在发明新技术、开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缺乏积极性。另外，由于没有认真地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展开了竞争，甚至达到为了“引进外资而引进外资”的荒谬地步。所以，他们往往不仅过度给予外商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且还降低环保要求，许多能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也被进入，导致不可再生资源被过度消耗，自然环境急剧恶化。
市场经济改革的最终要求是“大市场、小政府”，而至今为止，我国依然是“强政府，弱市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几乎无处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几乎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建立在政府有效改革基础上的根本原因。政府改革成功与否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只有理清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多方面的关系，我国其他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才可能会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现在与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预期目标期相比，时间已经过半，政府机制改革是否也已经过半？我们现在对此还难以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进一步加快政府改革进程，才是延续中国奇迹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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