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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
本报记者 张玉玲
记者：要想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中国经济必须保持年均7.2%的增长速度。然而许多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受到资源供给的制约忧心忡忡,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军扩： 总体上说,我国的资源供给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中国资源禀赋较差，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耕地和淡水,人均占有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1999年时我国的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是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较低。按照现行名义汇率计算,2003年我国GDP约占世界的4%,但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我国用水总量与美国相当,但GDP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消耗每吨标准煤实现的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二是资源的技术效率低。我国2000年每吨乙烯综合能耗为1212千克标煤,而同年日本的水平为714千克标煤。2000年我国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为781千克标煤,同年日本的水平为646千克,而1994年英国和法国的水平分别为721千克和735千克,1990年美国的水平为757千克。三是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较低。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为35%左右。煤系共生、伴生20多种矿产,绝大多数没有利用。同时,再生资源利用率也较低。2003年我国钢铁工业年废钢利用量为5800多万吨,占粗钢产量的比例为2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3%;再生铜产量93万吨,占铜产量的22%,而世界平均水平为37%。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足6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 25个百分点。此外,我国每年还有大量的废旧家电和电子产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实现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张军扩：1961年6月出生于陕西,经济学硕士,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第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记者：如此说来,我国的资源情况的确很严峻,资源制约的瓶颈有可能改观吗？
张军扩： 其实改革以来,我国已认识到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问题,采取了一些富有成效的节约资源的措施使得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1980年、1990年、1995年和2002年,我国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单位产出能源消耗强度分别为14.34、9.67、7.29和4.76吨标煤/万元GDP,22年间总下降幅度达66.8%;电力消耗强度分别为0.72、0.61、0.56和0.52千瓦时/元增加值,22年间总下降幅度为22.7%。和同时期世界各国资源、能源和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幅度相比,我国的表现既不逊于发展中国家,也不逊于发达国家。即使是人们普遍感觉污染和生态问题比较严重的最近几年,工业部门单位增加值的污染物产生和排放强度有降低的趋势。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间,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废水、排放工业粉尘和产生的固体废物分别下降34%、52%和22%。尽管过去20多年来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单位增加值的能耗和电力消耗与历史水平相比有大幅度下降,但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程度过高,我国目前单位产出能源和电力消耗强度的绝对水平仍然明显高于国际水平。
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比较,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表现出比较粗放的特征。虽然不能排除我国当前相对粗放的增长方式有发展阶段以及由此决定的消费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我们的分析表明,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经济体制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政府职能的严重错位 在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权力过大,干预过多;而在应当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作用缺位、作用发挥不足或不当的问题却十分严重。比如,在现行体制之下,各级政府对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公有资源和私有资源,包括土地、资金、自然资源等,都具有很强的动员、控制和干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对资源配置的控制权,短期内能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增加经济规模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工业项目,就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定价权力,大力发展高耗能、高物质消耗、高污染的加工工业等现象,都是政府直接控制和配置资源导致经济粗放增长的典型表现。
记者：具体说来,应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打破资源制约的瓶颈,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张军扩： 首先要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节约型社会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和各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的重要指导思想。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消费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费模式。从这个角度讲,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消费者对中国基本国情和面临挑战的认识,增强其合理消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也是推进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其次是要理顺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控制和过多干预,弱化经济性规制,强化社会性规制;同时,加快对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重要资源价格的改革,努力理顺各种资源的价格体系,使其能够反应资源的稀缺程度,让市场供求在价格形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改革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应当在充分吸收国际经验和抓紧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实施,争取在“十一五”期间完成。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构筑有利于集约型增长的微观基础。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形成一整套系统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体系。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合理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政府与市场相配合,促进关键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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