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趋于理性 调控政策仍需稳健

　　主持人：记者 黄丽珠

　　特邀嘉宾：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 苑德军博士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 王自力博士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阎坤博士

　　如何看待企业利润缩减、投资增速放缓等问题

　　记者：近来经济衰退、通货紧缩等可怕字眼取代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已成为判断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而且，各路观点异彩纷呈，对此您怎么看？

　　王自力：之所以出现这种逆转，原因是新近出炉的统计数据中，企业利润缩减、投资增长下降、CPI同比连续三个月增长低于2%；M1和M2增幅仍然在15%之内，但是，6月末已略有好转。我认为通过15个月的“科学发展观下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前一阶段的加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转换。

　　事实上，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5.8%，的确是下降了，但像前两年40%、30%以上的利润增长率并非是一种常态；1~6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4%，本来已经不低，如果说有降低，那也只是相对于去年同期28.6%这个高增长率基础上的降低；CPI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低于2%并不一定是坏事，只要GDP增长能够持续保持在8%以上，则这种较高增长水平与较低物价涨幅的情形，正是我们多年求之不得的理想状态。

　　至于M1和M2增幅仍然在15%之内，稍有货币偏紧之嫌，但当注意到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民间经济发展，从而大量民间资金循环在银行体系之外的事实。那么，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货币环境仍然宽松，特别是如果汇率不变，被动货币投放的压力继续很大的情况下，至少在目前怎么也得不出“再度面临通货紧缩”的判断。

　　当然，宏观调控的滞后效应需要进一步关注，特别是这些指标会否继续过快下滑，的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物价总水平大幅下滑的可能基本上不存在。由于我国要素市场长期处于政府垄断状态，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等要素的稀缺程度不能真实地得到反映，价格被严重低估。随着下一步土地管理方式的改革，以及资金市场化、劳动力保护和资源市场化的推进，它们的价格面临着长期上升压力。尤其是水、电、气、交通等重大公用事业价格面临越来越大的调价压力，这必然会对要素价格进而对物价总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外，避开美元贬值趋势导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不谈，仅看花费巨资重组目前已经濒临崩溃的证券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实行的“花钱买机制”等改革稳定措施，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价格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持续上涨，从而诱发通货膨胀。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心中有数。

　　因此，保持清醒头脑，坚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将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实实在在地把握在既定的目标范围内。比如：实现投资和消费增长分别为20%和14%左右，信贷和M2增长在13%~18%之间，CPI在1%~3%，登记失业率4%左右等，就可以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8%~8.5%左右的水平，就可以拉长经济周期的时间，就可以减缓周期波动的幅度，从而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平稳的较快增长。

　　苑德军：我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仍会延续下去。短期内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下降导致经济增速有些放缓，这不仅不是经济走向衰退的信号，反而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有助于克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投资增速放缓并不会导致投资需求萎缩。因为从影响投资需求的因素看，经济运行中经济主体内生性的投资冲动依然旺盛，未来几年投资规模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投资需求仍有很大张力，没有必要担心投资增速放缓会导致经济衰退。

　　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方面看，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而重化工业作为拉动工业化进程的主体力量，又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发展对带动投资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在本轮经济高增长过程中，投资扩张的力度之所以很猛，是与工业投资的增长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的增长分不开的。至于城市化，其和工业化是紧密联系的，因为重化工业发展离不开城市化发展所提供的集聚效益和规模经济。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25%提高到70%，几乎都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专家预计我国不到50年就能达到70%。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相应要求加快供水、供电、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的发展，而这必然导致对钢材、水泥、汽车、能源等的需求增加，从而在客观上将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促进投资需求的扩大。

　　另外，作为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部分“城市增长极”，因为重大事件或国家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将获得很大的投资机遇和动力。比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重大事件，为京、沪、穗等全国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遇。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也为一些地区中心城市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这些地区投资扩大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及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相当明显。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真正值得担忧的事情，不是投资增速放缓，而是投资效率不高和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

　　如何看待信贷增长率下降

　　记者：中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微观经营主体的外部融资中大部分是银行贷款。某些企业银行贷款占全部营运资金的比重甚至达到70%以上。这样一种企业负债结构，使得信贷资金与实体经济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特别是信贷政策由宽松转为紧缩，毫无疑问会使经济发生剧烈波动，导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今年以来人民币贷款增速持续下降，5月底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速仅为12.4%，为2002年8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情况是央行的信贷紧缩政策造成的，要求央行放松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增长率下滑。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苑德军：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信贷增长率下降，并非主要导源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监管部门的资本监管政策和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变化使然。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以存定贷”，而随着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大，监管部门强化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以控制商业银行的资产经营风险。资本充足率水平成为银行贷款规模的重要制约因素，商业银行的“以存定贷”变成了“以资定贷”。由于现有商业银行体系中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不到8%的基本要求，而商业银行又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发行股票、发行次级债以及利润补充等方式弥补资本金缺口，从而调整资产结构，控制信贷规模，便成了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在现行金融监管制度框架下，资本充足率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主要制约因素。近两年金融机构的存差逐步放大，到今年2月底已高达6.8万亿元人民币。这种情况固然与符合贷款条件的优质客户不足及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多样化选择有关，但银行资本充足率不高限制了贷款规模扩大，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利润最大化成为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

　　与此相适应，利润指标成为银行业绩考核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职工的经济利益并影响到银行经营管理者的升迁沉浮。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重心，已经由原来的增加营业网点、追求资产规模扩张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得到强化，信贷准入门槛提高，对贷款对象的审查也越来越严格，而合乎贷款条件的客户又不是很多，这导致了银行“惜贷”现象的出现。可以说，银行经营行为的转型，造就了银行对贷款规模主动收缩的机制。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为了全面提高资产质量，以尽快达到股改上市的要求，对贷款的发放更加审慎。仅以工商银行为例：到4月底，该行人民币存款增量为2263.54亿元，贷款增量仅为285.28亿元，占四大国有银行增量的8.96%。

　　当然，信贷增长率下降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证券市场发展分流了一部分原需由银行满足的融资需求；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外资企业增加了外币贷款而减少了人民币贷款需求；基层银行贷款权上收导致信贷流程拖长，降低了贷款审批效率；等等。但这些原因对信贷增长率的影响不大，是导致信贷增长率变化的次要原因。很显然，如果说央行货币政策对信贷增长率有影响的话，也主要表现为央行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所涉及的相关行业，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贷款需求加以抑制。而对农业、水利、能源建设等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央行则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态度，这些行业的贷款数量总体看是增加的。

　　就性质而言，央行的金融调控是一种“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性调控，而不是全面紧缩。还应该看到，央行的某些政策举措恰恰是旨在刺激商业银行的贷款欲望，有利于信贷扩张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的下调，就是一个明证。另外，从存贷款基准利率看，尽管去年10月末小幅上调，但仍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充其量只能算是稳健偏紧的。

　　值得我们欣喜的是，6月份信贷增速明显回升，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8.6万亿元，同比增长13.3%，比5月末高0.9个百分点；M2同比增长15.7%，不仅高于5月的增幅，还高于央行确定的全年目标。这两个金融指标上升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至少从金融数据看，经济并没有明显下滑。尽管如此，信贷增速仍是值得决策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

　　近期央行的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定，不宜再出台新的政策调控措施。同时，建议监管部门实行有差别的资本监管政策，对不同类型的银行和不同地区的银行在资本监管要求上可以有一定差异，不搞“一刀切”；对达到8%资本充足比率标准的年限要求，不同的商业银行也应该有所不同。只有协调处理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才能更有效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记者：既然信贷增速下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像某些学者分析的那样严重，那么，其中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苑德军：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金融的崛起。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间金融活动十分活跃，融资规模逐渐扩大，与正规金融形成了强烈的互补效应。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实地调查匡算，2003年全国民间融资的绝对规模在7450亿~8300亿元之间。央行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也指出，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等省份的民间融资规模分别为550亿、450亿和350亿元，约占各省当年贷款增量的15%~25%。

　　民间金融为大量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取得借贷资金的民营中小企业解了燃眉之急，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考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如果仅仅盯着信贷增长率而无视民间金融的作用，就有可能以偏概全，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

　　如何调整当前金融财政政策

　　记者：近来国内外权威研究机构不断发布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报告，对金融财政政策也提出了不少建议，比如以上已经提到的为了缓解经济增速放缓，建议增加货币供应，以及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建议从财政政策入手，增加政府投资等，您对此有哪些政策建议？

　　王自力：央行分支行长会议强调，下半年央行要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策。我认为，当前央行金融调控工作的重点是要稳定政策，加强监测，着力改革，优化结构。所谓“稳定政策，加强监测”，是指当前必须坚持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动摇，总量上切忌出台明显与之相悖的“政策取向”，否则，不仅可能引致金融调控的信号紊乱，而且还会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

　　但是，“稳健”与“僵硬”不同，“稳健”意味着“稳妥、牢靠，而不乏灵活”。为此，建立在科学性、前瞻性、有效性基础上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必须高度关注经济发展走势，加强对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善于根据宏观经济运行可能的发展变化，未雨绸缪，早做预案，适时微调。也就是说，在维护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不排除某个时段或某个具体时间，中央银行视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其政策工具的操作具有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央银行逆势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及多次采取不完全对冲外汇占款方式以保持市场宽松的货币环境，即是这方面努力的尝试。

　　所谓“着力改革，优化结构”，就是要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推动商业金融从行政主体转变成市场主体，将行政约束转变成资产约束，将政府信用转变成商业信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银行效率低下，不良资产高、创值能力差，难以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问题。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推动小企业贷款制度的创新,改进银行对中小企业服务的水平；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以及进一步推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调发展，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此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一道绕不过的坎。目前最重要的是必须抓紧对各种汇率改革方案、及改革出台的时机进行认真研究、评估、论证和权衡，因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和变动时机的选择，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甚至相当长时期，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性因素。

　　在积极寻找汇率改革有利时机的同时，还必须加快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继续做好人民币升值的降压工作。具体地说，一是要完善外汇市场,并使金融机构和企业适应市场，适应灵活的汇率制度；二是要加快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增强它们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三是要加强外贸企业进出口流向管理,对那些以“高报低出”或“低报高进”等手段，将外汇资金转移入境的投机行为必须坚决打击；四是尽快推行内外资企业税率并轨,特别是那些高污染、高能耗、技术含量低的外商投资企业，可考虑首先对其进行提高税率的试点,以控制外资过度涌入国内市场。五是为鼓励支持企业“走出去”，应积极稳妥地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外汇管制，创造条件，稳步推进货币可兑换的进程。

　　阎坤：我认为，未来财政政策应该是舍“中”取“稳”。

　　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但从“积极干预”转为“影响中性”不能搞“急刹车”,否则无论是经济全局还是财政本身都无法承受这种突然的变化。所以,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最终的目标,但受当前具体情况的约束而不能马上实现。

　　稳健的财政政策具有阶段性特点和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这是财政政策的“一般”。而“稳健的财政政策”则是基于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的,是财政政策的“特殊”,具有中国特色。因为我们目前要执行的财政政策并不是理论上完全意义的扩张、紧缩或中性,而是为了达到中性,采取相对紧缩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产生扩张效应的政策,出于一定的政治愿望我国政府将其定位为“稳健”。因此,“稳健”和“中性”既是一致的又是相互区别的,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达到中性财政政策之前,“渐进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是财政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稳健”应强调“稳”中有“变”。这一方面可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联系起来,虽然近年来货币政策一直保持稳健,但实际上它也随着我国经济具体情况的变化而调整着方向。目前稳健的财政政策也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根据经济因素的变化调整具体作用方向和力度,只有这样,才会拥有政策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财政政策目标的制定也应符合时代的要求。要合理设计相应的国债政策、税收政策、支出政策和预算平衡政策，并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

　　在国债方面，应逐步减少增发国债的数额,并将增发国债的收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用途限制于在建工程的后续建设,不再支持增设项目,剩余资金转向支持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和支持进一步改革。

　　在税收方面，要加强税收制度建设,把握好税制改革的时机，税收优惠政策要向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倾斜,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收益,进一步启动社会投资。在西部,可以尝试减少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税费负担,降低土地的交易成本,增强对西部投资的吸引力。

　　在支出方面，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重在结构调整。配合国债使用结构的调整,减少建设性的投资支出,抑制过热行业发展,加大对技术含量高、符合结构调整要求的农村水利、生态环境、医疗卫生、基础科研和教育等项目的投资力度；增加社会保障事业和农村、农业发展的投入；对西部开发的投资应减少无效投资,扩大有效投资。

　　在平衡赤字方面，近年因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收支缺口和还债压力不断扩大,财政风险因素不断增强,所以,逐渐削减财政赤字,尽量实现平衡预算也成为当前防范与控制风险的重要问题。

　　此外,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要密切关注现实情况的微小变化,在考虑经济和财政运行承受力的前提下,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减少政策时滞,防止政策固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还要关注政策主体的利益动机,将地方和中央对政策的认识协调一致,将产生负效应的行政干预降到最低。

　　未来的财政政策应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促进公平与效率、促进结构调整的真正落实、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促进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促进资源和环境问题以及社会性问题的根本解决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