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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重恩
近年来中国的资本流入去年增加了约20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又增加了约1000亿美元，达7110亿美元。资本的大量流入增加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难度，也扭曲了资本投入的配置，因为流入的资本有相当一部分投入便于外汇投机的行业。中央银行还不得不持有大量的国外资产。 同时，经常项账目的盈余也在增加，上半年的贸易顺差达397亿美元
，超过了去年全年的320亿美元的水平。尽管和总贸易量相比，这一顺差水平还不太高，但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加强，在现有制度下顺差的未来增长潜力还很大。顺差的扩大将加剧我们所面临的贸易摩擦。最后，我们现在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贸易摩擦压力。
2005年7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改变中国的汇率管理制度，从实质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变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在纽约、伦敦市场上，美元相对于世界上的主要货币， 以及亚洲的货币应声贬值。美元相对于日元一天内贬值了2.29%，创了近三年来的纪录。美国的10年期国债利率也由原来的4.16%上升到4.26%。马来西亚政府将其货币由钉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
中国政府新的汇率政策会带来什么更深的影响？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人民银行目前并没有提供一些相关线索。首先公告没有解释作为参考的一篮子货币的组成是什么，以及此组成是否固定。如果此组成不固定，那么汇率变动的灵活性可以很大。即使一篮子货币的组成成分固定，诉新的机制是否将立即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也未明晰。公告只说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中国自1994年起就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在早期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稳步升值，汇率由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变为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直到后期才采取钉住美元的政策。现在尚并不清楚这一次是将从一开始就钉住一篮子货币，还是浮动一段时间以后再钉住。
新制度对资本流入进而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政策中允许汇率有多大的灵活性。灵活性越大，人们对进一步升值的预期越强，资本流入的冲动也会越强。外汇制度变化本身就会加强升值的预期，如果新政策中汇率变动的灵活性较大，这种预期会更强，我们可能会看到资本流入的加剧。
如果新政策中汇率变动的灵活性较小，人民银行明确将钉住固定一篮子货币，而且新政策采取以后外界压力减小，则资本流入的动机还可能得到控制。
另外，钉住一篮子货币相对于钉住美元来说所带来的汇率波动性应该会增加投机的成本，这一变化也应帮助控制投机性资本流入。
我们在对外贸易中美元区所占的份额相当大，即使与非美元区国家的贸易中很多合同也是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汇率的波动给外贸企业带来风险，对贸易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应利用各种措施，包括金融工具，来应对这种波动性所带来的风险。此外汇率波动性对贸易的负面影响损失很大，即使它能减小贸易顺差从而减小贸易摩擦的压力，也得不偿失。这种波动性对贸易的潜在负面影响要求我们的金融部门尽快加速各种金融产品的开发，来帮助外贸企业控制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这对我们的金融系统既是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解决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国际压力问题可以通过汇率以外的手段来实现。出口税是一个有效机制。它既可以较少顺差，也可以避免人民币升值对某些特定产业特别是农业的损害，更可以带来税收。
除了对资本流入与贸易顺差的影响以外，人民币的升值将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价格，这对总体价格水平有下压作用，在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会较小。但对个别行业来说另当别论。对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的行业来说，比如航空、造纸等行业，进口价的降低是有益的。而对于和进口产品竞争的行业来说，进口价的降低是有害的。对农业的影响尤其要重视。我们的农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相对较高，人民币升值以后国内农产品的竞争力将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
至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主要通过其对美国利率的影响起作用。当人民银行以一篮子货币汇率为参考来管理人民币汇率时，需要通过对篮子中货币的买卖来达到其管理目标，这样外汇管理局就必须持有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我国的外汇储备很多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作为美国国债的主要购买者之一， 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对美国国债有显著影响。如果外汇管理局持有美元的比例减少，则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将有负面影响，从而导致美国国债利率的上升。7月21日夜间纽约市场的反应已经印证了美国国债投资者的这一担心。美国利率的上升对美国经济会有一定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房地产市场会有较大影响。由于美元相对于其他汇率的变动平均起来可能不会太大，因此中国新汇率政策对美国贸易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同样，中国新汇率政策对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影响也不会太大。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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