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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祖籍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1958年生于青海省民和县。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咨询专家。
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系，1984年毕业留校，1989年考取东
北财经大学汪祥春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东北财经大学期间，经济理论方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欧经济学各流派、西方经济学；并学习了货币银行、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工业经济等部门经济学。1994年调入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
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金融风险、城市经济、农业经济等。在经济学研究和制定政策方面的主要贡献为：
一、研究了劳动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关系。其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为《劳动与经济增长》，1994年在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1、论文评述了前人在劳动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从经济增长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建立了劳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模型；2、澄清提高劳动生产率会影响就业的经济学误区，论证了动态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增加就业的正向关系；3、论证了国有企业中劳动者有偷闲行为情况下的总产出损失，并发生劳动低效率下其他资源的多投入替代劳动低效率损失的现象；4、提出劳动低效率下，由于投资替代劳动低损失而发生投资过度型通货膨胀，称之为中国特殊的低效率通货膨胀。此文以“中国特殊的低效率通货膨胀”为题，发表于1994年《经济研究》第9期；5、运用舒尔茨的理论计算了中国解放以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6、提出了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力和节约其他物质资源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战略及其政策。
二、论证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变化后，财政变成了借债型和吃饭型财政，注资于国有企业的能力下降，国有企业的注资方式从财政投入为主转向银行借贷为主，形成高负债和高风险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和发展模式，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向银行转移大量的坏帐，如果国有企业资本不社会化，必定会导致银行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因而，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资本社会化改造，并对其布局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以分散经济发展的风险和提高企业运营的效率。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有多篇论文：“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解决思路”，1995年《经济研究》第8期；“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深层次原因”，1999年《经济研究》第10期；“从国家借贷经济转向社会资本经济”， 1997年第5期；“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1998年《经济研究》第5期；“债转股的流程机理及其运行风险”，2000年《经济研究》第1期；“建立国有企业出资人制度的原由和框架”，2002年《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
三、从投融资渠道的变化和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及就业不足角度，论证了1997—2002年增长速度下滑和供给过剩的内在原因。即财政投资渠道萎缩，银行由于控制贷款风险而对国有企业贷款量收紧，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和个人投资渠道又不能相应扩张，导致储蓄大于投资，进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减人增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出量增加，而相对于总产出规模的劳动力就业不足，甚至大规模下岗，导致收入和消费不足，也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主要论文有：“总需求不足的深层梗阻及扩张途径”，1999年《经济研究》第1期。
四、对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城市化模型进行了分析，认为他的分析方法和得出的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结论是片面的。提出只有不断地推进城市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发表的论文有：“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分析及其政策含义”，2001《经济研究》年第3期。
五、分析了就业水平与企业规模结构之间的关系。其内在关系是，中小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使用劳动力多，资本和物质产品产出规模小，大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使用劳动力要素较少，而资本和物质产品产出规模大。从国际上各国数据比较看，一个社会大部分劳动力在中小企业中就业。如果大型企业较多，而中小企业不足，就会发生就业不足，而产出过剩的情况。发表的论文有：“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与增长中的作用机理”，2002年《经济研究》第4期。
六、对传统的国民经济体制，即计划、国有企业和按劳分配等三位一体的制度在经济运行方面的内在矛盾、效率等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计划和信息的成本不为零、计划人员的非理性、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利益的不同，计划配置资源的实际结果是非优和低效率的；认为国有企业由于融资渠道的改变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和就业不足；而单纯按劳分配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无法以社会承认的贡献分配收益和不能鼓励居民投资和承担国家发展风险的缺陷。发表的论文有：“为什么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管理世界》第1期。
七、提出国有企业体制成本理论，即国有企业除了非体制性的原材料、工资、折旧、管理等经济成本外，还有企业内部的非经济机构(如计划生育办公室)成本、机构之间的磨擦成本等；有企业与外部党政各部门打交道的成本，如汇报、审批、等待等等所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而在统一的国内外市场中，成本和价格的竞争机制并不承认国有企业的体制成本，因此，如果不是垄断型企业，体制成本越高，在市场上倒闭的可能性就越大。发表的论文有：“企业体制成本论”，1998年《管理世界》第5期。
八、针对中国城市化道路方面，重点发展大城市，主要发展中等城市，及小城镇论等不同的观点，对城市化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个人财产的出现，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需要有一种空间形式，用来降低保护财产安全的成本，减少专业化的协作和交易费用，使这种空间内的生产和服务的经济规模收益递增，并获得外部经济，综合起来的聚集经济，就是城市起源和发展的动因。而交易的科层性，使不同规模城市远距离不对等交易和不同规模城市越层交易成本加大，一个国家绝对超级城市和普遍发展小城镇，都会导致交易费用的上升。因此，城市也呈科层分布，即存在着小集市—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市圈这样的体系，而其怎样分布，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仍然是市场机制。发表的论文有：“城市及其体系起源和演进的经济学描述”，2003年《财经问题研究》第7期。
九、分析了目前土地制度给经济运行、城市化、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民收入分配等带来的诸多问题，提出改革目前的土地征地制度，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全部土地国有化，根据土地用途不同，延长土地使用年期999年和99+99年，土地使用年期可以出租、转让、继承、抵押，土地资源分配实行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规划、监督等管理体制。发表的论文有：“土地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冲突与改革的框架设计”，2003年《管理世界》第4期；“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2月10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模式比较和方案选择”，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2月26日；“对土地管理一些重大疑惑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4月 日。
十、在中央党校教学和研究的十年中，对中央各部门和省地县领导中就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一些问题存在的认识误区，进行了研究、解释和纠正，对提高领导干部经济学决策的水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典型的一些教学案例和分析，以《走出决策的经济学误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一书出版，剖析的是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些重大案例。比如，对“村村通”、“城乡一体化”、“乡村工业化”、“农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农业规模经营要回到集体经济体制上”等等这样似是而非的一些有误的思路和决策成本很高的案例给了经济学上的证伪；包括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调整战略的选择、增加就业的思路、扶贫的方式等等重大现实问题。书中以大量经济生活中决策的案例来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剖析了下到一个乡镇的扶贫，上到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等决策方面可能发生的失误，并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正确合理的思考和决策解决问题的思路。
还就宏观经济形势、国有企业与银行间债务重组、金融风险、扩大总需求、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加快发展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和建立其担保体系、扩大就业、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写过一系列内参，报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其中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务重组、发展中小企业解决就业、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发展民营经济、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推进城市化、新疆和西藏特殊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许多建议得到中央有关领导批示，并批转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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