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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竹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长期研究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等领域。最近几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特别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做了大量的研究。7月5日，陈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到目前为止，你对中海油竞购尤尼科(UNOCAL)一事的结局如何判断？你认为中海油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陈志武：我希望这次并购成功。但从目前所遇到的政治阻力看，前景还不是太乐观。这涉及到中国的海外公关问题，大家知道，过去一年里围绕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与关税问题等等已经在美国政界和社会有过许多对中国不利的辩论，在这些情绪化的辩论还没结束的时候又来个中海油收购尤尼科这个107年历史的美国老公司，我们可以想象美国社会的反应，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有点来得太快。
记者：如果中海油竞购尤尼科不成功，我们应该从这件事中学到什么？
陈志武：如果最后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不成功，与其说是中海油的失败，还不如说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经验的不足以及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soft power)欠缺的具体反映。也是因为中国企业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并购对美国社会的冲击太大。具体讲，对于今后要去美国做敏感性收购的企业，有必要提前几个月去国会游说，甚至在美国媒体上做些形象广告，提前影响他们的看法。其次，就像任何新事情一样，社会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并购美国公司的规模不能一下子升得太快，那样冲击太大。
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消息出来以后美国政界和舆论反应强烈，对这一点我们许多人感到很突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更多习惯于用我们的视角去理解美国，而不是以美国人的视角去理解美国。以前，以局外人的身份去审视、评价美国的时候，当然可以用我们的视角去理解美国，也可发表各种评论。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要去收购美国公司，收购谈判期间以及收购之后都要在那里经营运作，那么这种时候需要做的不是去评价美国社会以及其政治运作合理不合理，而更重要的是以美国人的视角去了解美国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并接受其现实，以此融入其中，同时根据这种理解去选择商业策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可能去改变其他的国家，而只能是学会适应这些国家。
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不够也从根本上增加了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难度。
记者：你所说的“软实力”包括哪些方面呢？
陈志武：软实力跟硬实力有本质上的差别。以台湾省为例，台湾一直到1990年代末期以前，对外政策主要是靠硬实力，具体的表现是他们给其他国家很多经济援助，按照台湾人的说法就是金钱外交。但是在90年代末期以后，实际上他们更侧重的是软实力外交。比如说，他们经常在《纽约时报》评论版的某个角落刊登一些小广告，这不是一般的商业广告，而是每次介绍台湾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潜移默化让人们了解中国台湾省的一种方式。
当然最核心的是，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彼此间的认同感是决定其软实力的核心基础，也就是说，是不是尊重世界多数国家都认同的普世价值将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人面前的软实力。如果你尊重这些普遍价值，其他国家的人就跟你有很强的认同感，就更像朋友。
比如，中国今天应该去推“自由贸易”这一普世价值。宣扬自由贸易理念一方面可以增加世界与中国的认同，虽然中国还有近10%的平均关税，比西方国家的关税高，但这些年中国的关税一直在下降，趋势是向自由贸易靠近。另一方面，推动自由贸易理念也可为西方少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制造舆论压力。自由贸易理念最初是由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但是今天他们要对中国商品采取限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设置障碍，这是说不过去的。从实际效果上来说，这种理念可为中国产品在海外打开更多的市场，创造更好的外贸政治环境。
记者：我看到一些报道说，中海油的竞争对手雪佛龙曾公开发言———在6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和70亿美元的母公司贷款背后，他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的影子，他们认为，在此收购战中，他们的对手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中国政府。你如何评价雪佛龙的质疑？
陈志武：雪佛龙的质疑在美国很容易被认同。中海油集团公司是一个国有企业，拥有海外上市的中海油股份有限公司71%的股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型公司时，人们会问这到底是一个国家行为，还是一个商业行为。这种指责站不住脚，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以后中石油、中石化、五矿等等其他资源型国家控股公司到海外收购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当地的政府都可以以“国家行为”来阻止收购的发生。所以，如果中国企业今后要进一步走出去的话，为了减轻这个“包袱”应该进一步把国有企业民营化，让有实力的企业更加以商业企业的身份去竞争，去参与全球化的运作，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
另外，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控制成本的动力和能力普遍弱于民营企业。一些已有的案例表明，如果由国有企业去跨国投资经营，这种“花别人的钱不心痛”的情况比在国内更加严重。
记者：不过民营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时间民营化还不能完成。
陈志武：我们可以想办法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去，日本当年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所面对的资源供给和出口市场拓展的挑战并不亚于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跨国”也是他们当时面对的新挑战。以石油为例，日本在60年代98%的石油都靠进口。1967年，日本政府成立“日本石油开发公司”。该公司其实不是公司而更像一个“国家石油投资基金”，因为其作用是由私有公司向其提供海外石油开发项目书，然后由“日本石油开发公司”根据经济判断为民营海外投资项目提供风险贷款。如果海外石油勘探项目失败，那么经营该失败项目的私有公司不必还债，以此鼓励民间去海外寻找石油资源，去“各显神通”。私营公司更会在乎成本，会尽最大努力使其成功率和效率达到最高。从1967至1973年，日本的这个石油基金共资助民间成立36家海外石油开采公司，使日本在海外石油投资从1967年前的每年114亿日元增加到1973年的年投资2000亿日元，为日本此后的石油保障打下了基础。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由中国的石油公司投资到华尔街和其它地方的私募股权基金，并充当这些基金的最大股东，再由这些私募基金收购海外资源型企业。这样做照样让中国的石油公司间接控制这些海外资源型企业。比起中国公司直接收购外国的资源型企业，从政治角度讲，操作上会容易得多。换句话说，如果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最后被阻挠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减少给这些政客可以利用的理由。海尔收购美泰克就是与华尔街的私募基金合作，这本身也是一种降低政治风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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