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勇：金融改革的浙江经验

　　把浙江的知识经验化，那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要注意本土的约束条件以及约束条件的转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能教条，成本较低的道路是通过发展民间金融，加强竞争来进行；民营银行不能在企业密度不同的地方一概提倡，但市场半径小信息费用低的民间金融却应着力发展

　　□高小勇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本能小些吗

　　在具体商品交易的初级市场上，中国令全世界望风披靡。但在金融交易的高级市场方面，反差巨大。

　　市场分高级初级。与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交易比，金融交易是高级市场。区分高级低级，主要是信息费用不同。

　　初级市场是一种现货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商品的信息相对不难弄清：锅铲能不能炒菜，卫生纸能干什么，一目了然。在浙江，你甚至可以看见商场里的茶商准备有开水和茶杯，方便你品尝，让你有了信息再选择。

　　在金融这个高级市场，交易的是未来的东西，你借钱或投资与他人，要知道人家说的生意在未来究竟赚不赚钱，赚了钱会不会及时还本付息，或与你分红派息等等，信息费用相对就很高。事关未来、关乎人，就有不确定性。

　　国有商业银行一个短处就是，在比初级市场更需要信息的高级市场，却没有激励去获取和甄别信息。原来与计划经济匹配的国有商业银行又至今掌控着我国的金融业务，中国金融市场目前还缺乏效率，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些年的银行商业化改革，比如剥离不良资产、注入外汇资产、支持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一直在进行着。

　　但不同的改革有不同的代价。与我国自发的已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相比，国企改革的代价是高昂的。为节约金融改革成本，我们进口了不少的知识。但我们更要合理利用本土资源和本土智慧。

　　浙江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在是全国最好的。而民间金融的情况呢，在浙江台州的路桥区，全国声名显赫的两个民营金融机构都在那里———台州商业银行和泰隆信用社，他们的坏账竟然都在1%以下。浙江金融的健康，似乎并没花那么多钱，也没那么多理论。

　　浙江高级市场费用是如何降低的

　　2004年，我到浙江台州的路桥。小小的一个路桥区，竟有十多家银行在这里做生意。

　　有人说，浙江金融健康是因为浙江人讲信用。是的，信用是很节约金融市场费用的。但是，讲信用也是一种选择，浙江人为何比其他地方的人讲信用呢？

　　物理学是通过力的变化来解释和推论物质运动；从趋利避害角度看世界的经济学，是通过成本价格变化来解释和推论人的行为选择的。而对真实世界约束条件没有了解和洞察，你是不能谈价格高低的。那么，是什么东西的约束，让浙江人觉得选择讲信用是有利可图，是划算的呢？

　　如果你的经济学感觉好，理论可以给你一个方向性答案，浙江金融坏账少是因为他们降低的信息费用比别的地方多；而你还可以根据产权理论发挥说，浙江的民间金融有激励去降低信息费用。进而，你还可以像其他学者那样，提出和倡导民间银行来节约中国高级市场发育的费用和代价。但是，你又如何解释浙江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呢？

　　浙江省政府的学者卓勇良曾经跟我说起过浙江的企业密度。我把它作为约束条件，用来理解路桥和整个浙江金融。前两年的全国普查，全国平均万人有40家企业，浙江是79家。这个数字在路桥是1008家，几乎是全国的27倍。而且大部分是私人企业。如此密集的私人企业，竞争当然充分，企业优劣信息当然也充分。这显然大大节约了金融企业的信息费用。再说，企业多，这家企业不理想就选那家，这笔贷款死了，其他几笔挣钱，大数定理也决定在这种地方贷款风险低。路桥民间金融企业好，并不仅是他们讲信用，而是在企业密度大的约束下，正当贷款生意就很挣钱，选择卷款逃逸来挣钱，代价相对太大。

　　浙江高级市场是如何演进的

　　当然，企业密度与金融高级市场的发育是互为约束互为条件的。如果浙江没有发达的民间金融，浙江也不会有这样的企业密度。我不反对一般的民间金融，而是反对提倡创立民间银行，因为它并不一定就能降低由于组织规模大、市场半径大而生的信息费用。事实上，浙江私人企业的发展，最初就不是在国有或民营银行帮助下起来的，而是靠信息成本相对较低的亲戚、朋友、邻里、同村、同乡的借贷关系成长起来的，民间金融企业也是这样摸索成长起来的。对这样市场半径限定、信息费用低的民间金融，政府的的确确应该放松管制。

　　正是浙江民间金融大大增加了私人企业密度，除了降低国有银行的信息费用外，还给当地国有银行增加了竞争的压力。印度的银行坏账少，除了英国人留下的法律信用制度外，私人银行的竞争显然是个重要原因。一有了竞争，各自就发挥自己比较优势，就有创新出现。

　　去年在路桥发现，当地国有商业银行下午4点就关门打烊了，而两家民营金融机构的几个营业网点晚上7点还灯火通明。走马观花，你会说国有银行服务差，但其中的道理比人们看到的还要深刻许多。

　　曾经有学者估计，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可能会与中国的银行出现这样的分工：外资银行有甄别贷款的比较优势，中国的银行营业网点多，有吸收存款的比较优势，那么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的银行分工吸收的存款，然后打包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发挥甄别贷款客户风险的优势专门分工贷款。然后，大家分享其中利益。

　　但在路桥，民营金融机构和国有银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分工迹象，国有银行利用国家信用的吸储优势，将存款在现今可以变通的各种名目放出，让信息充分的民间金融机构分工贷款，然后分割利益。这一点，从不同金融机构负责客户信息的经理人数也可见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客户经理就有四五十人，而当地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只有四五人。道理很简单，国有银行把钱给了别人去贷，它当然也不需要这么多客户经理，当然也不需要长时间上班。

　　其实，外国商业银行在中国贷款上也有劣势。路桥一家民营金融机构的首领说，他正在争取政策，希望得到允许，能挣外国金融机构的佣金。有外国金融机构找他，也看中了路桥的企业密度，想在路桥贷款挣钱。但信息、工资成本却不如本地民营金融有优势。首领说：“他们一个客户经理需要多少美金，我的客户经理才多少薪水？”

　　银行改制应记取国企上市的教训

　　最近，几家国字头的商业银行忙得不亦乐乎，这可以看做是在金融市场开放前，我们提高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效率的又一次努力。

　　既然箭在弦上，至少应注意吸取以往国有企业上市的两条教训。国企股份化上市，当初被认为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既为国企弄到钱又改了制———产权多元化，让其他的产权者来约束和激励国企经营者，让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理论上，股份化是可以大大节约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监督费用，单靠政府看管那么多国企，事实证明信息费用无穷大———以往国企的低效、亏损就是信息的价格。

　　然而，事实并不那么一厢情愿。国企股份化了、上市了，国企经营者却很少被其他股东约束和激励：原来的国企经营者牢牢掌握着控制权，股东并不比以前的政府更有信息。既然了解公司信息成本如此之高，股东也就懒得在公司效益和分红多动脑筋。持有法人股的大多是国有单位，他们至多关心股权转让和抵押；持有流通股的基金公司关心操纵股价；百姓呢，关心股价涨落。于是，缺少信息的资本市场，就会产生公司丑闻，就有了在经济连年增长的同时股价连年暴跌的局面。

　　国有银行上市，若要避免重蹈以往国企上市的覆辙，至少有两条教训应该记取。第一，主要股东中，真正有剩余索取权的私营企业应名列其中，这样的企业才真正有激励关心公司信息，避免国有股东卸责。第二点最重要，就是有剩余索取权的主要股东要分享公司的控制权。这一点，交通银行的改制上市方案是有充分考虑的。而我们已有的上市国有银行，它们的业绩并没有让人刮目相待。让有真正剩余索取权的私有公司分享控制权，这样的公司占有相当股份和控制权，才既有激励也有便宜的途径制度来获取公司的充分信息。那种以金融安全为理由，主张原来国有商业银行控制权的说法似是而非。别人把钱拿到中国来，花钱的人倒比拿钱的人还操心资金安全，这种道理显然不是讲给大人听的。(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