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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王 建
土地成为屏障
自建国以来直到改革开放这20多年中，非农产业发展占用耕地始终没有成为工业与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屏障，其基本原因是体制、投入和科技进步因素促使主要农产品的单产不
断提高，在保障国内农产品供求大体平衡的基础上，可以从农业不断释放出耕地资源。1978～1998这20年中，中国耕地减少了5%，但粮食产量增长了68%，即粮食单产水平提高了76.5%。但是自1998～2004这6年，耕地面积减少了6%，粮食产量也减少了8.4%，说明粮食减产不仅与耕地减少有关，也与单产水平下降有关。尽管单产水平下降有粮价下跌的原因，但也说明中国农业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即体制、投入和科技对促进农业产出的潜力已释放得差不多了，今后将很难依靠这三方面因素继续大幅度提高单产，也就不能继续向非农产业大规模释放土地。
因此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将首次遇到工业与城市化发展的土地屏障。中国目前的非农业人口只有不到4亿，如果到2030年人口增加到15.5亿，按照城市化率75%的起码现代化标准，城市人口也应再增加近8亿。按目前城市人口人均占地145平方米计算，需要再占用1.75亿亩耕地，平均到“十一五”期间，起码要占用700万亩耕地，年均140万亩。1998年以来的6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14亿亩，其中退耕因素占70%，但建设占地仍高达年均570万亩，是推动中国经济出现新增长高峰的重要因素，如果“十一五”期间非农占地规模下降到前6年的1／4，经济增长率是否也会下降到“十五”平均水平的1／4？
新上项目大幅减少，是去年以来通过土地控制投资的宏观调控政策很成功，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如果没有土地投入，投资也难以持续大幅度增长的事实。目前还是政府主动控制土地供给，“十一五”期间则可能出现客观上无地可供的情形。
有人提议可增加粮食等农产品进口，问题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否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基本靠进口保吃饭。按目前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十一五”期间就要再增加4000万人。目前人均粮食消费在380公斤上下，人均收入提高和城市人口比重上升还会继续提高人均食品消费水平，若按人均400公斤考虑，到“十一五”后期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就将达到5.36亿吨，但如果单产难以提高，耕地还要减少，国内粮食产量将很难达到4.8亿吨，结果是将出现近6000万吨的粮食供求缺口。国际粮食市场的年总供给量长期以来稳定在2亿吨上下，早已被亚非部分国家的稳定需求所吸纳，5年间新形成近6000万吨的巨大粮食供给量是根本没有可能的。所以，为保吃饭，可能连年均140万亩的非农土地供给水平都达不到。
中国是人均耕地资源稀缺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土地供应不足始终是一个潜在矛盾，这个矛盾在“十五”期间开始显露，到“十一五”则可能首次成为工业与城市化的明显阻碍，并将对今后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施加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2.能源和矿产“硬”约束
能源问题主要是石油，近十年来，中国的石油产量年均增长率只有1.8%，但石油消费增长率稳定保持在6%以上，由此形成了石油供给的巨大缺口。如果供求增长率在“十一五”期间继续保持在目前水平，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就会增长到4.5亿～4.7亿吨，即比目前再增加3亿吨，新增日进口量就会增加到每天600万桶，石油进口依赖率也会上升到超过70%。可是国际石油的后备供应能力目前已经严重不足，拿OPEC来说，后备日产能已经只有200万桶左右，虽说还可能通过新的勘探开发出现新增长，但能否满足中国600万桶的日需求量很难说。
铁矿石贸易存在同样问题。新千年以来，中国粗钢产量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0.7%，“十一五”期间即使按年均10%的递增速度计算，到2010年钢产量也要达到近5亿吨，新增2亿吨上下，新增进口铁矿石进口量至少要3亿吨，加目前的进口量已接近5亿吨，而国际铁矿石贸易量目前也才刚刚超过5亿吨，中国是否有可能把全球的铁矿石贸易全吃进来呢？在铜、铝、镍等进口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总之中国的主要矿产资源进口在“十一五”期间都将陆续接近或突破国际市场贸易量的上限。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可能因为国际资源瓶颈的“硬”约束，被迫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结果就是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进口价格不断大幅度攀升。自1999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近5倍，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2003年上涨了30%，2004年上涨了80%，今年初又上涨了71.5%。近3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没有受到进口能源与矿产资源价格上升的太明显干扰，也没有向CPI显著传导，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制造业中，下游加工产业的利润水平一直比较高，又因为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约束，使PPI指数的上涨，主要表现为在制造业内部下游产业利润向上游产业的转移。但是到今年前4个月，虽然能源、原材料等产业部门的利润仍在大幅度上涨，但加工工业中的石油加工及炼焦行业利润下降了66.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下降52%，化纤行业下降40%，建材行业下降37%，电力行业也因煤炭价格上涨下降28.5%。可见到目前为止，下游产业已经没有多少消化上游产业价格上涨的空间，如果在未来继续出现上游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就会使中国的加工业发展出现明显停滞。
3.投资与产能过剩危机
本轮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是被投资拉动的，2004年投资在GDP中比重已经上升到51.3%，按今年一季度的投资增长率，2005年全年可能会超过53%。这么高的投资率，在英、法、德、意、美的工业化过程中从没有见过，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过。投资的特点是投资周期内是需求，但投资周期过去后就是供给，因此在现阶段虽然投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当投资周期过去，大批项目形成产出能力的时候，投资人就都从买东西的人变成了要卖东西的人，所以当产出高峰到来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就必须实现从主要依靠投资需求拉动，到主要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的转换，否则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本轮投资主要是投向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平均投资一般在5年左右，因此始于2003年的投资周期，将在2008年前后结束，届时中国就会迎来产出高峰。但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急剧拉开态势。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流转通畅的需要。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其中的主要手段就是对高收入人群征收所得税，再补贴给社会的低收入人群用于消费。在我国目前的税种中也有所得税，但60%以上却是由“工薪族”缴纳。1980年在设计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是按平均月工资40元的20倍设置起征点，但是目前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超过1300元，而CPI指数从1980年以来也上涨了4倍有余，如果还按当初设计的原则，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就应该调高到10万元，然而目前还是20年不变，按800元执行。这样目前的税收政策就把本应成为转移支付对象的低收入群体，变成了税收来源，不仅起不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削弱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机会，反而是在加大出现危机的机会。
目前社会各界都开始对通过调整再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取得共识，但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而在“十一五”后期就会出现产出高峰，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是否会出现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应该如何应对，已经是一个迫切问题。
4.出口和美元风险
本轮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动力就是出口，而出口的高增长又与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顺差有关。据美方统计，2004年在中美贸易中，中方顺差额为1620亿美元，但当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20亿美元，说明中国是把对美贸易顺差转成了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用对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美元从其他国家换回了实物产品。
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来自东亚地区，包括韩国和台湾地区以及东盟诸国。东亚各经济体肯于接受美元而向中国大陆提供产品，是因为美元有货币霸权，持有美元的国家可以通过投资美元资产获得保值、增值，当需要的时候再用于进口。但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持续了20多年，美国的制造业在GDP中比重已经从1980年代初的近30%下降到去年的13%，其中还有近一半是军工产业，美国的民用工业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正在加快萎缩，或者是向海外转移，以寻找提高竞争力的机会。因此增持美元的结果从长期看，已经不可能从美国换回等值的产品，这样就迟早会使持有美元的国家减持美元，导致美元危机的出现。
美国为了支持美元的地位，在去年6月以来采取了不断加息的办法，目前美元利率已升高到3%，而且还可能继续提升。美元利率上升虽然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但却会打击本国的股市和房地产。美国自发生“9·１1”事件以后，股市已开始走下坡路，目前支撑美国需求并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靠房地产，而房地产的繁荣又主要靠低利率政策制造的房地产泡沫。自去年6月美联储加息以来，美元的长期利率不断下跌，使美国在加息过程中保持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出现短期与长期利率相背离的走势，被格林斯潘称之为“长息之谜”，其实问题很简单，主要是因为亚洲各国央行恐惧美元的前景，自去年以来将短期美元资产如美国政府的短期债券，调整为长期资产，这样就使得美元的长期债券价格上升，而长期利率水平下降了。但是，亚洲各国央行的调整总有个尽头，一旦这个调整过程结束，美元的长期利率还是会随基本利率的上升而趋于一致，因此美联储的加息最终还是会打击到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并最终引发美元和美国经济危机。
如果爆发美元危机，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被迫紧缩，世界各国的资本也会逃离美元，中国目前这种通过中美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以及与东亚国家的贸易联系链条也会被迫中断。我们目前还很难具体预计美元危机到来的时间，只能通过高度关注美国长期利率的走势和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来监测美元危机的酝酿过程。但是从大趋势来判断，在“十一五”中期出现美元危机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而一旦出现外部的恶性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需求拉力。
以上四个因素，前两个是供给方面的问题，后两个是需求方面的问题，这四个因素又会互相交织与作用，而总的作用方向是可能会极大地压低中国在“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
描绘出以上前景似乎太悲观，但意识到各种风险的存在并有所准备，总比无意识、无准备要好。危机往往会提供新的增长动力，在以上四因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因为未来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最大，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也最大。而若能成功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中国就具备了经济增长的基本需求拉力，即便出口需求下降了也不怕。
未来5年，中国的外部资源供应问题，更多的会表现为进口资源价格上涨，但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不停，就有能力消化涨价因素，因为国际市场资源产品价格上涨是要由所有资源进口国分担的，而谁的经济增长快，谁的产业结构水平提升速度快，谁消化涨价的能力就大，就能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市场份额。至于土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则会推动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更加朝向集约土地使用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推动“大都市圈”的发展，因为只有采用“都市圈”模式才能最集约地使用土地。此外还会推动对城市已建城区的大规模再开发，就是将大量低层建筑推倒重建成高层建筑，大幅度提高城市的容积率，并结合产业升级，淘汰掉那些土地产出率低的工业与服务业项目。总之，“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会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走上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从而使“十一五”成为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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