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新一轮重化工业加速与资源不能承受之重

　　长期以来依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使资源环境付出巨大代价，资源紧缺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我国正逐渐清醒认识到不平衡发展带来的隐忧。在去年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展循环经济被一再提及。发展循环经济的迫切性在哪里？该如何发展循环经济？在此推进过程中，政府、企业应该怎么做？近日，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 研究所经济学博士、高级研究员陈耀。

　　新一轮重化工业加速与资源不能承受之重

　　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您就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该怎么走”这个问题提出过不少建设性意见。我们注意到，去年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明确倡导要走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您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取向意味着什么？

　　陈耀:中央目前提出的“发展循环经济”比我当时主张的“建立和发展现代生态工业体系”在政策外延上更宽广、更深刻。实际上，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怎么走是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目前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信息化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而我觉得，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趋势看，还应当看到另一条并行的途径，这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建立和发展现代生态工业体系。中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我们传统的、线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合新一轮重化工阶段的趋势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们已经进入“新一轮重化工阶段”，您认为它有哪些基本特点？

　　陈耀:我国的工业化之路经历了几个阶段。“一五”搞过重工业，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调整为轻工业化；之后重新调整为重化工，但到了90年代由于能源失衡又有所放松。

　　我认为，相比于之前的几次重化工业阶段而言，本轮的特点明显不同。首先是，本轮重化工业趋势完全由市场需求拉动起来，而不是从前的那种计划因素造成的，因而具有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次是民营资本的介入，不仅使得我们的工业链条加长，而且增强了它的竞争性、灵敏性和抗风险性。

　　记者:那么，您认为上述基本特征与发展循环经济有怎样的联系？

　　陈耀:我认为，当前居民对于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的需求及其升级，无疑都会把“重化工”推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按照目前这个趋势，我判断，新一轮“重化工”阶段至少要持续10年时间。

　　消费的升级不仅带动了下游市场的繁荣，更拉动了企业对上游原材料的强劲需求。我们不难看到，自去年以来，工业化加速与资源、能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和谐的声音。在寻求化解这种矛盾的途径的同时，更需要重新来审视我们自己的能源状况，还有从前的工业发展之路是否有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

　　资源紧缺与环境约束拷问未来发展之道

　　记者:2004年，全面紧缺的煤、电、油、运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它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烦恼。在有过了这些经历之后，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资源紧缺这个看似遥远的忧虑原来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

　　陈耀:近两年来，我对煤炭、石油等工业资源作了一些深入地研究，对于你上面所描述的情形自然是感触更深。

　　主要的发达国家在重化工业时代都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然而，我国现阶段已经丧失了用这种模式发展的条件:钢铁、铝、铜、石油等主要生产资料已经不能自给，又遭遇能源瓶颈制约，环境也呈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态势。这就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一旦没有了这些资源、能源，我们该怎么办？

　　无论是从我国自己的实际耗能情况，还是结合一些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来看，我国确实已经成为一个超级能源消耗大国。自去年以来，这种态势在我国更加凸显。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工业发展迅猛、人们消费强劲，但它同时也反映出我们与资源、能源之间的关系正在与日俱增。

　　记者: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是怎样的？

　　陈耀:就我了解，是要力争到2010年建立起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力争届时使我国消耗单位资源的GDP产出率比2003年提高30%；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下降17%；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70%；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提高60%；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废物利用率达到70%；城市生活垃圾增长率控制在5%左右。

　　记者:从这个渐进的规划看，要实现从企业小循环到区域大循环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您觉得在此过程中，企业、政府需要怎么做？

　　陈耀:发展循环经济是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有了循环经济理念和循环经济体系，城市将以最节约和最高效的方式运行。但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如何将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我认为，一定少不了中央和地方的联动、还包括各个部委之间、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在当前发展循环经济的进程中，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要大力促使生态工业体系、生态农业体系和绿色服务业体系共存、和谐发展。譬如，在建设生态工业体系时，要合理选择或者摒弃冶金、煤炭、石油、化工、建材、造纸、食品等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适合搞就地深加工的就不要分散产业群组，集中布局、集约空间，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降低交易成本。

　　这种发展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走起来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积极推动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本报驻京记者　郑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