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奖：最年轻的诺贝尔奖

　　-撰文/吕冰

　　当七位经济学诺奖得主聚首京华论剑时，国人关注的问题又回到：中国经济学者何时能笑傲江湖。

　　年轻的奖项 漫长的等待

　　“上帝为什么创造经济学家？”芬兰赫尔辛基经济学院编辑的说法是，“这样气象预测师就显得没那么糟糕。”这些富有自嘲精神的经济学人终年乐此不疲的编攥关于同业的笑话。他们还推出两条广为流传的定律：唯一比经济学家危险的，是业余的经济学家；唯一比业余的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专业的经济学家。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每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都会向颁奖晚宴上微醺的观众们公布一到三个最专业的经济学家的名字，重要的是，他们的预测成功经受了漫长时间的检验。

　　作为百年诺贝尔奖中最年轻的奖项，经济学奖得主通常年逾花甲。诺贝尔经济学奖力图体现经济学的理想，即“用十年时间研究一项成果后，用二十年时间证明它是正确的，然后才有得奖资格”。

　　该奖并非诺贝尔钦定，而是瑞典央行于1968年为成立300周年年庆而设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Central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它与诺贝尔其他诸奖平起平坐。以30余年的历程，映射出经济学发展的世纪轨迹。

　　根据1999年诺奖得主罗伯特·蒙德尔(ROBERT A. MUNDELL)在《人类与经济学》中的精辟概括：“经济学始于亚里士多德，中世纪时与道德和伦理学混杂在一起，亚当·斯密把它重新分离出来，瓦尔拉斯使它数学化，凯恩斯使它流行，萨缪尔森使它动态化，但经济学不会停滞不前，它的内容涵盖了货币和贸易、生产和消费、分配和发展、福利、行为、语言、音乐、甚至战争，经济学需要重新定义。”

　　那些重新定义经济学的人，以1990年的诺奖为分水岭，大都受赐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1970年诺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看来，经济学家在当年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它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在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坯的土壤，迟迟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

　　曾经腐坯的土壤成为而后的沃土，长出的不仅是宏观经济学的奇葩。回顾诺奖所呈现的当代经济学巨流，其支流众多令人瞠目：这些支流常以不可预期的方式交错而过；观点南辕北辙的经济学者却往往师承同门。

　　诺奖奇葩花开五枝

　　然而这股四向奔涌的洪流并非无章可循。根据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的阿瑟·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教授的研究归结，经济学可分为五类：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跨学科研究和经济分析新方法，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皆可依类细分。

　　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1970年诺奖得主保罗·安·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是该领域的典型例子。他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升到新高度。

　　该领域历届得主还包括：1988年，在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法国)。1983年，概括帕累拖最优理论、创立经济与社会均衡存在定理的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法籍美国)和1972年，对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美国)与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

　　在宏观经济学方面，是诺奖的丰收领域。2004届诺奖得主，挪威经济学家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即属此例。他们因揭示了经济政策和世界商业循环后驱动力的一致性而共享殊荣。

　　其他获奖者包括：1999年，为欧元汇率奠定了理性基础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加拿大)。上世纪60年代，他曾因一席惊世骇俗的论断“主权与货币没有必然联系，而货币将走向统一”而饱受讥讽。40年后，欧元的诞生令其加冠为“欧元之父”。

　　1995年，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见解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美国)。1985年，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意大利籍美国)。1976年，创立货币主义理论、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等多人。

　　微观经济学则是诺奖另一殊荣较多的领域。因给出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并使之推广而获1997年诺奖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5 RT C.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即是近例。

　　此外，1996年，为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做出贡献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英国)和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美国)，以及1982年诺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美国)等多人都属此列。

　　跨学科研究领域的诺奖得主，把原先受局限的经济分析，成功地扩展到了新的范畴。依托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临界，美国的詹姆斯·布坎南为经济与政治决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让他最终捧获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经济学诺奖唯一亚裔得主，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他对福利经济学中几个重大问题的精辟论述使之在1998年获奖。

　　1993年，因“制度变迁理论”成名的两位美国经济学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以及1991年，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英国人)等多人亦获此殊荣。

　　在经济分析新方法领域，历史上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即可称为“方法奖”。弗里希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所建立的动态模型，即把经济理论与统计方法集之大成，就为经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路径。

　　著名的例子包括，1994年，约翰·纳什(JOHN F.NASH)和约翰·海萨尼(JOHN C. HARSANYI)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的开创性的贡献。

　　关于博弈论最美妙的例子或见于曾获奥斯卡大奖的电影《美丽心灵》：四个男生在学校酒吧商量如何追求一个漂亮女生，纳什则埋头于他的计算。“如果他们全去追那女孩，那她一定会摆足架子，谁也不理；这时再去追其他女孩子，别人也不会接受，因为没人愿意当次品。”突然，纳什顿悟，“但如果他们四人先追其他女生，那漂亮女生就会感到被孤立，这时再追她就简单得多——我明白了。”他兴奋地冲回自己的房间。

　　谁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

　　已故中国自由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曾把经济学者分为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经济工程师及匠人，其专业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做，无视于、至少是轻视了其中千千万万的行为人、形形色色的主观意志表现。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则对“人”有起码的关心和洞彻。

　　在此三种分类下，夏道平曾就1969至1988年的26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评论说，他们并不全部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甚至就其思路来说，有的只可说是顶尖级的诺贝尔工程师，当然这些得主应不至于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

　　无论学术思辨如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诺奖对这些得主都一视同仁，授予他们140万美元的奖金，使其名利双收、地位遽升。这种现象在经济学方面尤为明显。

　　然而纷扰女神也接踵而至。弗里德曼在得奖后曾慨叹：“我深刻体会到天下不只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白拿的奖”。由于诺贝尔奖是全球瞩目的殊荣，因此一经公布，得奖人就立刻成为各种疑难杂症的专家，吸引全球媒体蜂拥而至。向他求教的问题包罗万象，从如何治疗普通的感冒，到肯尼迪总统亲笔签名信函市价如何。弗里德曼承认，这样的关注难免导致自满之心，因此折桂者须对此有所戒慎恐惧。

　　1974年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 A. Hayek)在受奖宴上的剖白更为一针见血：“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家的成就，使之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他认为，诺贝尔奖所赋权威非经济学所应享，幸得此殊荣者，必得做出谦虚姿态，誓不对与己学术无关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诺奖得主人生小品

　　这些诺奖得主所事领域和观点的分野如此显著，但其人生履历却不乏相似之处。他们中多数人并非从小矢志步上经济学之路，反是偶然机缘成分较高。弗里德曼对人生中“纯粹偶然”的感悟能激起这种共鸣。他引用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诗句回首前程：“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对于此后的路如何走，蒙代尔深有体会。这位以率性不羁著称的“欧元之父”在诺奖颁奖礼上接过姗姗迟来20年的大奖时，首开先河地在致词时唱了一支歌曲，名为《痛苦与欢乐》：“你认为我做了很多吗？可我要羞答答地唱道，不，我没有，我只是走自己的路！”

　　只有少数人能像1993年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一样，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探索造成经济富庶或贫困的因素进而改善经济的表现，是伴随其学术生涯始终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恐慌，该事件所造成的冲击成为多位得奖者攻读经济学的触媒。

　　1981年诺奖得主詹姆士·托宾认为，研究经济学可对经济大恐慌及其对全球政治走势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这一因素对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者影响最大。而后来学人之所以被这门学科吸引，大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的解答能让其发挥处理数量化问题的专长。

　　中国需要诺奖精神

　　尽管诺奖旨在奖励“特殊成就”，而非杰出个体，但得奖人总会反客为主，成为关注中心。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均为清一色的男性、美国人占半、一位亚裔。和其他诺奖一样，没有中国人。当5月30日，七位诺奖得主聚首京华论剑时，国人关注的问题又回到：中国学者何时能笑傲江湖。

　　从某种意义上说，诺奖应被视为“经济学最高范本”，而非中国学者的终极目标。通过对诺奖学术成就的潜心习得，把中国经济学推向国际化。

　　中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荪早年即教诲，西方经济学不是灵丹妙药。它在西方的成功不一定昭示移植到中国也会成功。中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伴随中国迅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迷题，1976年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预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最有资格阐释中国发展进程中问题的，应是中国的经济学者。

　　唯其如此，对经济学诺奖的真义才更应关注，中国经济学需要“兼济天下”的独立精神方能应对源自自身的最大挑战。

　　布坎南的笔 弗里德曼的路

　　重新回到密尔顿·弗里德曼描述的经济学：这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为了解而努力是唯一重要的事。声名如此易逝，看透这点的乔治·斯蒂格勒说，若干只能领导一时科学风潮的人士，在科学史的记录中会逐渐褪色。诺奖并非学术顶峰，50年后同行对其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更令人感兴趣。

　　经济学者和普通人一样，不过是自己人生的艺术家。1986年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说，假如一位画家只有红色的颜料，那么他的画将只有红色的色调。他只是利用手中既有的材料，来做他能够做、以及必须做的事，同时在整个作画过程中，也能充分享受创作之乐。藉着这位画家的创作，其他人能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从而也给画家带来一些收入。

　　那么现代经济学家们可以做什么呢？拿起布坎南的画笔，像弗里德曼一样选择人迹较少的那条路，然后和蒙代尔一样坚持把它走完。

　　“200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呼吁中国不要调整汇率，应保持稳健的宏观的经济政策。

　　当七位经济学诺奖得主聚首论剑,中国学者们更该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真正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