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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平
编者按
初夏的北京激情澎湃,刚刚送走出席“财富论坛”的企业家精英,又迎来了一批经济学界国际顶尖大师———“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5月31日至6月1日在京隆重召开,“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博奕论大师约翰·纳什、福利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计量经济学大师克莱夫·格兰杰等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5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聚首北京,为北京发展把脉建言。他们除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与一批中国知名学者交流外,其间还分别参加系列活动,就各自领域的研究心得与中国企业家对话,与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中国学生互动。这些经济学大师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关注之情溢于言表,发自肺腑,将其过人的智慧、独到的见解和深邃的思想融入演讲之中。论坛日前已经落幕,演讲内容媒体已有充分报道，本刊今日特编发这组学者观点和评述文章,它是中国经济学人在论坛之后咀嚼回味、沉淀思想的结晶，以期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
5月30日,十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聚会北京,出席“2005北京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同一大批中国经济学界同行交流研究心得,并为新世纪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这是一件好事。虚心听取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真知灼见,非常必要,也大有裨益。但中国经济学界也不要妄自菲薄,尤其是联系到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情况,中国人不但没有理由忽视中国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相反,应当更为重视,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经济学讲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原理告诉人们应当干自己最擅长干的事。显然,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方面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我们之所以做出以上判断,是由经济学的性质所决定的。经济学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不是一把螺丝刀,不是放在别国能用,放在中国也必然能用的。现今已经形成的或已经成熟的经济理论,基本上都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总结。然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孤立的,是在特定的体制背景、社会人文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例如明确的产权、理性的经济人、崇尚竞争的文化、冷冰冰的契约精神,以及发达的民间组织和中介组织等。抽象掉这样的社会人文背景,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经济理论,不加分析地放之于一个体制背景、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就在于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更为深层的历史积淀。
事实上,还在经济学发展的初期,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就批评过古典经济学只见个人和世界,不见国家的倾向。李斯特说 “各个国家有它特有的语言和文字,传统和历史,风俗和习惯,法律和制度”，只有充分地关注一国的特殊性,才能有效地研究一国的经济发展。李斯特当年的批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诚然,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形成的经济理论与我们的现实尚有一定距离,但这并非不可借鉴。而要借鉴这些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有着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经济学家深谙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了解传统体制的弊端所在,能够体察和把握社会各个层面的心态及对改革措施可以接受的程度。于是,当中国经济学家置身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熟悉并掌握了相对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就能够有的放矢,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及渐进式的改革方略,设计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措施,从而推动了中国改革和经济的稳健发展,取得了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的绩效。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完全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卓越贡献。
经济学与经济的发展是成正比例关系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广阔的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实现自我价值、提炼来自于我国经济现实的经济理论的广阔的空间和平台,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而对这样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家首先应当尽可能地掌握一切先进的经济学“武器”,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些“武器”产生的背景和性能,以便卓有成效地借鉴。其次应当向历史学习,因为毕竟一国经济的发展本身具有“路径依赖”。最后应当向实践学习,这不仅在于实践永远是经济学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而且在于为了指导实践就必须了解实践。有了强烈的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使命感和这样的学习,中国经济学家一定会在自己改革开放的热土上,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贡献,提炼出能够指导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的经济发展的理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会给予这个理论以高度的评价。
当前,聘请国外知名专家演讲和担当顾问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时尚”。经济学讲投入和产出,讲成本和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给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发挥作用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是一个更为实惠的选择,也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的必然选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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