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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政府主办的“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5月30日-6月1日在京举办。本次论坛通过举办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中心的系列学术讲座和座谈等活动，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我国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提供一个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和务实对话的平台。下面是罗伯特-福格尔回答现场提问。
提问：在中国今天已经处在老龄化之中，尽管中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繁荣，很多欧洲
国家开始讨论延长退休的问题，中国尽管还没有达到完全繁荣，如果解决过早的老龄化问题，福格尔教授是不是有什么建议。谢谢。
罗伯特·福格尔：我想首先指出一些西欧国家他们在讨论将退休推迟，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国家变富了以后，人们就想早点退休，他们想在劳动年龄的时候每周都少点工作时间，他们想早点退休，退休并不等于懒惰，实际上退休的人实际上可能在生理上更加积极。比如说他们每天可以跑三四英里的路，而且参加其他的运动，他们可以比坐在电脑前打字花费更多的体力，变得更加积极。所以我认为不大可能看到我们会把退休年龄推迟。不管怎么样，政府做什么，用财力来支持，他们也不太会取得这样的成功，不会改变根本的方向。
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变得更加富裕，而人们都想早点退休，想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必须趁早准备好这点，因为你们将不会像外国那样，通过什么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是经济上的问题，短期上还有一个关于养老基金的问题。所以说你们需要改变人们为养老而储蓄的这种方式，这也是已经开始的进程，在美国和在西欧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有一种很困难的转变，就是说，从现收现付的基础到完全积累制的基础，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外债，11万亿，人们必须把这个偿还，但我们谈的是富裕国家，怎么把债务的偿还在不同的几代人之间进行均摊，这都是很重要的和很难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很大的动荡。但是我想会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我想政府和经济学界会有很好的处理，我想他们会给中国提供一些好的例子。谢谢。
蔡昉：由于时间有限，提问就到这里。我做一个很简短的小结，福格尔教授给我们描述非常乐观的前景，更如他所指出，我们需要跨越人口问题本身去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这样一个更长的寿命，更多的闲暇。回答这个问题，涉及了对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制度问题的适应性的选择性问题，虽然说对21世纪人口预测的工作是基于他说的技术生理演化理论，但是实际上它也是社会经济重要的选择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了我们的公共政策和政府长期的政策考虑，例如包括人口增长问题，人口转变问题，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养老保障体系的模式、成本选择问题，还有医疗保障问题等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会影响到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在成功地实现了人口转变之后，也比较早得迎来老龄化的时代，作为人类进步现象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相应延长闲暇，同时提出诸多的挑战。福格尔教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值得我们深思。女士们，先生们，请让我们再一次感谢福格尔先生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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