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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福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不仅要在企业间流动，而且还要在城区间、城市间、区域间、国际间流动。劳动者只要能租到房子，满足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没有必要一定要有自己的住宅。他们明智的选择是不求所有，只求所居。
参与我国住宅问题讨论和决策的人可以重温恩格斯1872年写的《论住宅问题》和1887年写的第二版序言。当时德国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状态和我国今天非常相似。恩格斯是这样描述德国当时情况的：“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拥有自己住宅的所有权。”恩格斯认为，“居者有其屋”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即便是在100多年后的20世纪末，已经站在世界发达国家前沿的西德，私人占有住宅比例也不过44%左右。
在一个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比当年的德国还大得多的中国，在一个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国度里，把别人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空想当作自己的口号，是不可思议的。“居者有其屋”既可以制造人人都是有产者的假象，又可以使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居于不利地位，降低工资中的房租含量，同时受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双重剥削。
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或几十年内，大多数产业工人都能有自己的住宅，只能是画饼充饥。试问流动于各大中城市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从社会分工的角色定位早就是产业工人了，有的已经在城里工作十几年了，能租住不是贫民窟的住宅都会感到是奢侈的幻想，怎么可能购买一套公寓?!
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在回答人们抱怨房价贵、面积大、买不起、不实用时，说了一句真话：“我们开发的商品房本来就不是给你们预备的。”科学家是实事求是的，企业家也是实事求是的。现在能买得起商品房的只是少数高收入阶层，只能租得起房子的人为什么非去买房子，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
1998年经济适用房政策出台前的所谓住宅商品化改革，实际上是利用“居者有其屋”口号，变相瓜分国有资产。现在大多数靠财政开支的国家职工或者说政府雇员已经“购买”了住宅，但这种所谓购买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性交了十年二十年的房租。购买者所付的所谓房价款，不到市场上商品房价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这叫什么购买?!这种没有社会化也不经过市场化的所谓住宅商品化改革，半送、半卖不纳入按要素分配的房改政策，是国有资产的又一次大流失，并制造了新的不公平，是对按要素分配的公然破坏。
工龄和级别是这次房改政策中房价打折的主要根据，但同样工龄和级别的人占用国有房产的情况是不同的。一部分人一直住着和他级别相当的国有住宅，如果把住了几十年的旧住宅，按工龄和级别打折卖给他，这是比较合理的，而目前是他放弃了旧住宅，却按工龄和级别打折购买了单位提供的新住宅。这些人大多数是临近退休和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干部。这实际上是政策让他侵吞了国有资产。而大多数人的原有住宅面积一直小于按本人职级和工龄所应该居住的面积，相当数量的人甚至还没有占用过国有住宅，但他们在房改时却和在旧体制下占尽了便宜的人以同样的政策购买住宅。这就产生了新的不公平。
最不公平的是，占城市人口70%左右不吃财政饭的产业工人家庭很少有机会按上述政策购买住宅。大多数企业是不可能有钱购买新的住宅低价卖给工人的，住在破旧、拥挤住宅里的广大产业工人，只有等待拆迁、搬离市区才能改善居住条件。这种用时间换空间逆城市化的做法，目前许多大城市都在进行着。这种使产业工人在城市空间边缘化的做法必然加大城市交通的成本，降低城市的积聚效益，增加城市的寄生性。
(作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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