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走入产权误区

　　特约记者 高迪

　　当国企改革正为“MBO”问题左右摇摆大伤脑筋之际，以研究复杂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经济动力学著称的北大经研中心教授陈平，提出了一个更为激烈的观点：当前的国资管理改革存在着方向上的误区，以产权清晰为导向的改革方案可能导致国资委在今后的改革中进退失据，难有作为。

　　“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擅长战略思维，擅长从全局看问题。现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被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外衣迷住冲昏了头，自己的长处都不敢用了。历史会让他们觉悟的。”他语气坚决地预言道。

　　失败的“华盛顿共识”

　　时代人物周报：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从去年开始就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你怎么看待这场争论？国有资产流失是不是改革的关键问题？

　　陈平： 中国经济发展是非常快的。发展快的主要原因就是技术更新特别快；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也反过来促进技术更新加速，这样，新产业老化的速度就很快。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50年代的技术，实际上是苏联50年代或者美国40年代的技术。中国建国30多年都是外延式的发展，基本没有技术更新能力。

　　所以，中国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不是什么产权问题，而是技术落伍问题。技术落伍的根源是企业没有自主权，利润全部交给中央，企业就没有了技术更新的能力。所以按照西方公司法律标准的要求，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基本上都要统统关闭。这种破产关闭会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就如同东欧一样，后来国企想卖都卖不出去。卖给西方企业，很多西方公司要的是这些企业占的地段，它在原来的土地上修建超级市场。这样的行动需要外国资本来做吗？你自己也可以做。

　　去年，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我认为是没有争论到点子上的。它有一半是对的：大家都认识到不能一下子全部把国有企业卖掉，这样也许会提高效率，但是会引发社会动荡。这次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不明白社会主义的交易成本，或者说社会稳定成本要比资本主义低多了。

　　但是，反对国有企业进行转型、认为转型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不对的。从原则上来说，如果政府或者哪个机构拿出钱帮助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有没有可能扭亏为盈呢，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扭亏为盈的代价比盖一个新厂还贵，那就让原来的厂死掉开新厂好了。

　　不要责备成功者

　　时代人物周报：如何看待郎咸平的批评？

　　陈平：过去10多年里，很多民营企业买国有企业是赔了钱的。郎咸平批评那些收购者，实际上批评的都是成功者。这是找错目标了。许多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制是赔钱的，别的民营企业收购，大部分也是破产或者变成房地产了，要是把原来亏损的国有企业扭亏为盈说成是国有资产流失，就把功臣说成是罪人了。中国经济的前途何在？

　　时代人物周报：是不是他们把对财富的国有化和公平性凌驾于财富的社会性和普遍性之上了？

　　陈平：对。原来亏损的国有企业开始很好地盈利了，这是企业家的贡献，也是管理层的贡献。增值以后你认为国有资产卖便宜了，那么为什么当初别人不买、或者为什么你不卖给别人？应当指出国外的企业兼并也分敌意兼并和友谊兼并，不是价高者得。不能是谁出价最高就给谁，如果你来是敌意收购，来把我的企业搞垮了怎么办。以为法制透明就能替代国企改革的产业政策是极大的天真。

　　但是，认为私有化或股份化就解决所有国有企业的所有问题了，这也不对。国际上很多私有化是不成功的，英国铁路可能重新国有化，俄罗斯的私有化就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拐到国外去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很多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是因为有其中有官商勾结或者金融霸权。

　　不过，把宝钢这样的特大型企业卖给管理层是缺乏说服力的。在中国，钢铁处于大发展的阶段，不管谁坐在那个位置上，都会做的不错。可以把宝钢股份的相当部分划归给大学、医院等非盈利机构。

　　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灵药

　　时代人物周报：你认为国资由很多行业部门统一划转到国资委的改革是一种合适的方向吗？

　　陈平：我认为，这是一个改革的误区。改革的方案是受到了“产权清晰”理论的影响。而我认为产权清晰的理论是没有多少道理的。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国造船工业曾经是比较强大的，后来将责任分包到个人，结果是搞内部装修的发了横财，但谁也不敢给其实是最重要的总体设计师红包和回扣。所以，承包单位划分过小的结果是摧毁劳动分工的科学性。用小农经济的思维来处理现代分工，根本是不行的。去年，煤矿生产安全领域事故大幅增多，就是用小农经济的思维搞承包和激励机制的结果，这瓦解了现代劳动分工的有机联系。

　　国资委成立的动机是解决国有资产产权不清晰，所谓所有人缺位的问题。所有人怎么缺位？你去问问每个国有企业是属于中央还是地方，都是清清楚楚的。实际运作的关键是干部制度。电子部、机械部也许知道这个行业的具体情况，也知道精通这个行业企业管理的人是谁，如果是国资委一家来管，它哪里知道谁适合管理哪个行业或者哪个企业。企业也不能搞民主选举，因为能干的厂长十有八九不得人心。政治民主和经济效率是两码事儿。

　　一会儿是政府部门任命，一会儿又搞民主测验，这就好比打仗，企业战略都透明了，还怎么竞争？什么都不能做了。

　　如果把国资委分解为几个产业的控股公司，比如能源、机械、电子等等国有资产控股公司，然后是各辖几个(下属)公司，让它们相互竞争，国有企业也可以搞活。但按照行政级别，这些公司可能是司局级，大企业都是所谓的“副部级”，它怎么会听你指挥呢？产权理论再加上行政级别的扭曲划分，怎么能管好国有企业？这样就把所有的矛盾集中到国资委那里去了。众口难调之下，国资委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避免犯错误，而不是解决问题实现创新。

　　时代人物周报：国外虽然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低下，但是，很少像中国国有企业这样大面积亏损。职业经理人的独立经营是不是一个关键的原因？

　　陈平：西方国家的管理层不是近亲繁殖或者在官僚队伍中去选择，而是面向世界去竞争招聘，一个职业经理人到私营公司、国有企业或者非盈利机构中去担任管理者，都没有太大差别。吸引人才，唯一的主要差别就是我在这里是否能够做出业绩来，生活待遇上的差别不是主要的激励机制。有人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如果一个企业是一个夕阳产业，给多少钱都搞不好，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没有人会上套去干。

　　国内国有企业的负担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虽然国企盈利没有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多，但交税要比它们多。而且还容纳了大量的社会冗余劳动力，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如果国有企业全都按照民营企业的方式经营，将闲散人员推向社会，其他企业快速发展的环境也就会受到冲击。所以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要求国有企业是不现实的。要是把国有企业的人员裁掉1/3—2/3，也许企业马上就能盈利了，但社会保障多付的钱可能会比少付工资的钱更多，而工人领工资和领救济金的心理感觉却大是不一样的。所以，产权理论要求国有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标准改革是“站着说话不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