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江村

　　“我因为意外地得到两个月的‘余暇’。上天给了我一个作‘除获得知识之外毫无其他目的及责任’的厂家机会。于是我决定开始这次工作。……我所要研究的是一个中国农村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

　　——费孝通《江村通讯》(1936年)

　　外滩记者 李杨／报道

　　由于费孝通，由于《江村经济》，位于太湖东岸，紧邻大运河的“江村”成了现代史上中国农村的缩影，一次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农村历史和前途的关注和思考。

　　得知费孝通去世的消息之后，记者走访了这个费老的“常年调查基地” —— 学名“江村”的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庙港开弦弓村。

　　太湖边的“中国名村”

　　开弦弓村位于吴江庙港。由于苏州的汽车北站、南站都没有直达庙港的车，只能先到吴江。吴江市交通图上有“开弦弓”的名字，但没有经过该村的长途车。车站墙上的里程表把这个村名抹去了，看来没多少人经常往返此间。

　　从苏州到吴江不到半小时，从吴江到庙港却开了有六十多分钟。车在庙港的小街停下，附近的桥边是太湖蟹交易市场，河里停了几十条船。好容易找到一个“摩的”，和司机聊起来他对开弦弓村还挺熟。“我妹妹就在那个村上班。”他边开车边指给记者看，“我在这个高尔夫用品厂也干过。”

　　在公路上隔着农田望去，电缆厂的烟囱冒着烟。村里的房子灰灰白白，和周围村庄没什么区别，比不了沪杭公路边那些红墙绿瓦的“高层建筑”。

　　“大战红八月，沉船垛起，漏船塞住，摇混庙港水，捞尽太湖草。”这就是六十多年前费孝通笔下的“一个宝贵的‘知识的源泉’，一片亟需开垦的原野” 。

　　纪念室临时改成灵堂

　　开弦弓村部离公路边很近。进了院子，一楼正中的屋门上挂着黑纱。在二楼的办公室里，村支部书记周永林、副书记徐国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明天市里组织，到北京去参加告别仪式。”周永林告诉记者。

　　2003年上任当书记的周永林与费孝通有过一次接触。那是费最后一次到庙港(也是费孝通第27次去庙港)，目的是把他妻子的骨灰撒在太湖里。当时他已经93岁了。“镇上打电话叫我过去。他问了村里的情况、农民生活水平，拉拉家常”。

　　对于费孝通早期的研究工作，村干部更多地通过阅读和村里老人的回忆来了解。“因为太湖的水质适合养蚕，当年他(费孝通)的姐姐从日本带回‘洋蚕’搞改良，把农户集中起来”。由于费孝通在1935年的广西大瑶山之行中痛失新婚妻子王同惠，自己也摔伤了腿，姐姐劝他回家乡开弦弓村养伤。费孝通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著名的江村调研。

　　“我们是25日上午知道这个消息的，下午《吴江日报》的人就来了。”村支部副书记徐国奇告诉记者，“几个干部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就下载了一张他的照片、打印出来作为遗像，把楼下的纪念室布置成灵堂。”纪念室本是1996年为了纪念费老江村调查六十周年而建的。

　　“有个费老的博士生常来村里，前段时间他说想搞‘江村70年’、‘瑶山70年’纪念册，因为费老病重了。所以我们也有思想准备。”徐国奇表示，“村民中跟费老有过接触的人都很难过，怎么真的就走了。他跟我们很有缘。几个老人特别惋惜，好像失去亲人一样。”

　　现在开弦弓村人最想做成的是“费孝通纪念馆”。“我们一直在筹划搞费老的纪念馆，给吴江市政府打报告。希望早日把这个馆搞起来。”周永林告诉记者。

　　开弦弓村有一个网站(www.jiangcun.com.cn)，记者浏览了一下，网站还没有来得及更新上费孝通去世的消息。

　　“老房东”父子回忆费孝通

　　周荣根开着摩托车把记者从村部带到自己家里。周是“老房东”周文昌的大儿子，村小学的教师。周家是个三层楼，在一群小楼中并不像传言所称的那么醒目。

　　周家的两层老楼是祖上留下来的。费孝通1957年重访江村的时候，当时村里人大都是三间平房，就住到周家了，所以周被称为“老房东”。1980年代末期大家都修起两层楼了，周家翻成了三楼。现在周文昌和大儿子住，小儿子另建了房子。周家的收入在村里属于“中等偏上”。

　　院子里趴着一条白狗，一楼的厅里摆了张方木桌，四边各放了一条长木凳。

　　“听到他(费孝通)去世的消息很难过。”年逾七旬的周文昌精神很健旺，讲话当地口音重、但思路清楚，“他很关心农民的收入问题，还有农副业、工业的发展。他说办厂能改善农民生活。”

　　江村的村民1930年代就开始搞丝厂，这被费孝通称为“草根工业”。

　　“1957年他在我家住了二十天。白天在家里写材料，晚上就叫人来谈话，也就是随便拉家常。当时说要写部书。来了八个人，四个大学生，就住在二楼的三间房里，我们家三个人住一楼。”

　　“八个人住在这里，吃饭怎么解决？”记者问。

　　“菜是他们自己买、自己做。有炊事员、保卫科科长。”周文昌回忆，“后来他(费孝通)再到江村的时间就不长了，有时就三四个小时，回去住在吴江。2003年还来过一次，没到村里来。”

　　“以前他从震泽(吴江下属的一个镇)坐轮船过来要两个小时。”谈话很自然地提到了村里那条“砂石路”。“修通往318国道的路是靠费老，方便他从上海下来。”周荣根告诉记者。

　　因为费孝通的缘故，这个村现在有着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称的知名度。经常有人带队来开弦弓村，一些大学生来写毕业论文。

　　对于费老去世的消息，村里年轻人的态度要“豁达”得多。一个小伙子对记者表示他知道费孝通的去世：“寿终嘛，挺好的。”

　　当代江村经济： “苏南模式”的淡出

　　费孝通离去，他和他所致力于解读的二十世纪中国都走入了历史。费孝通率先提出和倡导了“苏南模式”，这一发展模式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而盛极一时。1980年代费孝通来开弦弓村里调查时是乡镇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

　　“苏南模式在向温州模式转化，现在我们的集体企业不多了。”村支部副书记徐国奇对记者说，“从1997年以后开始‘转制’，村里最大的企业基本都是民营企业。你看到的电缆厂也是私营的。当然大多数人是上班打工挣钱，有的做小生意、开羊毛衫作坊；投资千把万的企业老板也有。” 村通讯录上有十二个厂，村书记周永林是“江村丝绸厂”的老板。

　　开弦弓村的经济水平在镇里是中等略高一点。“去年年底统计人均收入 6930元。村总人口2930，务农人口不到总人口 的30%；土地三千亩出头。”村委会负责会计的徐国奇告诉记者，“农民收入中第一产业只占15%到20%。”一些农田开挖成了鱼塘，养虾蟹。

　　现在村民早已进厂上班、领工资了。年轻人进厂，一个月1500、2000的都有，所以对外出打工的兴趣并不大，本村女孩子也不太愿意去蚕茧厂做工。外地来村里打工的人数最多超过一千，现在也有五六百。丝织厂里女工多，还有拉羊毛衫的。因为是计件工资，她们每天可能工作12小时，一小时挣4元，吃、住都不花钱，从毛巾、牙膏到卫生纸都是老板提供的，一间三十平方的房子可以住十个人。

　　“村里的人保守一点，没特别富的，收入差距不大。”教书的周荣根觉得现在的开弦弓人有点求稳，“别的村更富，是因为去外边做生意的人更多。”

　　据徐国奇介绍：开弦弓村在外边做的人“最多几十个”，“在外边可能还不如本地打工挣钱。反而是有技术的、读大学的在外面发展，他们脱离了农民工，成为‘灰领阶层’。”

　　“现在养猪、羊、兔都没啥利润。原来养蚕是主要收入，现在蚕价也低了。”周文昌告诉记者，“九十年代的厂子是集体的，现在都私有化了。”

　　周文昌还记得2002年的时候费老来，有句话：你们要靠水吃水。太湖蟹的养殖属于这里的“朝阳行业”。村里有块养蟹的田，原来承包一年只要几千元，现在投标价涨到2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