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推理有三大谬误 职业经理人论只是水中月

　　作者：刘胜军

　　经济学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助理主任。曾任职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信证券等机构，在《资本市场》、《证券市场导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

　　2004年，香港和内地两栖学者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MBO进行严厉指责，并对青岛海尔和科龙电器提出质疑，最终引爆了学界、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的一场大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可以说郎教授挑起的辩论引发了各界对国有企业改制中不规范操作的关注，并促使当局采取行动制止国有资产的快速流失，是非常及时和有价值的。

　　直到2005年4月底，郎教授仍在不懈地宣讲其关于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解决方案，即职业经理人制度。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对他这一漏洞四出的解决方案鲜有质疑者，也许是惧怕了"郎大炮"的火力吧！郎的职业经理人模式不仅推理过程不合逻辑，而且了无新意，在现有制度模式下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鉴于郎教授目前的"超级话语权"，笔者非常担心政府和公众被其误导，将国有企业改革引入歧途。在WTO开放的时钟滴答作响的今天，确保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比什么都重要。

　　郎咸平的主要观点

　　1. 反对“国退民进”。理由是：其一，“国退民进”的过程出现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尤以MBO为甚。其二，改制上市后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并不比民营企业逊色。作为论据，他对香港和内地的上市公司进行了样本研究。

　　2.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其观点甚为简单：成立以专业人士为主的董事会，通过市场机制来聘用和考核经理人。作为佐证，他还列举了青岛啤酒和中旅国际的案例。

　　郎咸平的推理谬误

　　谬误之一：MBO存在问题，就应该停止产权改革吗？

　　这属于典型的"因噎废食"。任何一项改革都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二是改革的具体过程是否完善。显然，目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属于第二类，其具体成因包括国家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法律保障以及缺乏透明度和竞争机制。这些具体的问题都是因为事前没有前瞻性的规划所导致的，并不能据此推论产权改革是错误的。

　　谬误之二：国有企业真的有效率吗？

　　国有企业效率低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启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郎咸平甚至连这一"共识"也尝试进行颠覆。他和苏伟文的研究指出，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不仅在资产回报率上不逊色于香港的私人企业，而且国有企业每单位资产所创造的市值远超其他公司。于是，他得出结论：国有企业改制后的经营绩效不低于民营企业。不过对这一结论，郎本人也做了很多保留：其一，他承认刘俏与肖耿教授的数据所表明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总体低下的事实；其二，他承认自己的样本选择有问题，因为到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很多属于垄断性企业，盈利能力强。其三，他的结论也只是说国有企业"改制后"效率不差。不言而喻，改制是前提。

　　其实，郎的"国企不差论"另一问题在于指标的选择。"每单位资产所创造的市值高"能说明什么？我们知道，股价高低取决于很多投机性或预期性因素，一旦投资者出现"非理性狂热"，股价很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偏离基本价值，导致股价泡沫。2000年之前，全球股票市场对网络股的热烈追捧即为明证。事实上，在2000年之前，香港股市出现过对红筹股和国企概念股的投机热，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香港上市的国企每单位资产创造更大市值亦就不足为奇了。不幸的是，幸福总是短暂的，随后的几年国企概念遭遇寒冬，甚至连"中海油"如此绩效的公司首次上市即告流产。可以想象，如果将研究的时间段调整一下，郎教授恐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此外，郎教授也对内地上市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重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他引用田利辉教授的论文指出，当国有股权比例升至80%以上时，国有企业依然可以创造出接近民企的经营绩效。细心的读者不免会问，什么样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会如此之高？当然是特大型、垄断型国有企业。退一步讲，即便郎教授和田教授的分析正确，但这不过是一家之言。许小年等(1999)对内地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股对公司业绩呈负面影响。笔者虽不能断言许小年的研究一定比郎教授和田教授的研究来得正确，但显然郎匆匆的结论是大可存疑的。

　　谬误之三：职业经理人模式可以救国企

　　郎咸平开出职业经理人模式的药方，是因为"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一些案例中运行得挺好。这种由个案推及一般的逻辑本身就是荒谬的。正如从安然公司破产无法得出美国的上市公司都要破产一样明了。

　　即便郎教授对青岛啤酒模式的论证也是破绽百出。郎教授的论点是：在金志国于2001年上任之前，青岛啤酒做得很差；金志国上任后通过内部改革、做强做大，大大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绩效。对这一事实，笔者完全赞同，但如果将此归功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威力，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其一，金志国不是职业经理人，他在青岛啤酒30多年，从基层做起，在接任之前已升至北方事业部总经理，而且战功显赫，在原任总经理意外去世的情况下被擢升，"一心不事二主"的金志国怎能成了职业经理人？最近从用友软件出走的何经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其二，彭作义和金志国同样是被董事会任命，同样是在"地方政府指指点点下"进行的，为何后者就成了职业经理人？其三，即便假设金志国是职业经理人，而彭作义不是，公司经营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制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职业经理人完全也可能犯和彭作义同样的错误。IBM在郭士纳上市之前岌岌可危，郭士纳力挽乾坤，重塑IBM辉煌，难道能说IBM在郭士纳之前就没有采用职业经理人模式吗？其四，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面对青岛啤酒当时危殆的局面，换了其他人也会尽心尽力，提升青岛啤酒业绩。笔者丝毫没有贬低金志国的成就，但是绝不能将此归于制度的魔力，何况笔者也看不出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后，再以小人之心度之，你怎么保证金志国就是成功的呢？上任三年就做如此断言，未免过于仓促。笔者只想提醒一下郎教授，褚时健辉煌的时间要长得多：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通过努力经营，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烟草帝国，18年间的平均增速高达44%，算不算成功？为何摔到在最后一公里？制度的谬误造成的悲剧已经太多，郎教授的确应该多了解一下中国内地的实情。

　　国有企业改革路在何方？

　　现代产权理论和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存在内在的体制弊端，虽然不排除个别国企的成功(如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和短期内一批国企的成功，但从长期来看，国有企业是难以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存的。在笔者看来，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非偶然的成功)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具有明确的可行使权力的人格化股东，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正是其命门所在。"全民所有"在实际运行中等于"人人没有"，结果必然是无人负责，内部人控制、资产流失也就不足为奇了。(2)对上市公司而言，还需要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股东必须有足够的方法来控制或撤换管理层。诚然，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必需的，但股东必须事先假定经理人存在道德风险，加以防范，否则"好人"也可能在诱惑面前变成"坏人"。经理人的选择是公司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3)优秀的内部管理。这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范畴，包括公司战略、营销、人力资源、财务、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基业长青》一书阐释的正是这一点。前两点是基础，是根本制度，脱离了它们，第三点也无从谈起。

　　一旦缺失合理的制度，成功只能属于偶然，只能祈祷企业能有一个拥有"崇高觉悟和道德情操"的领导人，而且他还很幸运地具有卓越的管理才能。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感悟为什么褚时健说"企业家拥有企业的股份并不是坏事"，你就不能不佩服华为技术任正非创业时与国有资金划清界限的远见，你就不能不多少有一点同情张瑞敏"冒天下之大不韪"精心设计海尔曲线MBO。

　　那么，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为何效果不尽人意？这也可以由前述企业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获得解释。首先，尽管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后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但国有股仍处于控制性地位，一股独大的格局使得改制的意义丧失，因为其他股东难以获得话语权。其次，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仍非常不健全，治理结构的健全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有赖于法制的健全、经理人市场的完善和股权结构的优化，在与经理人的动态博弈中不断改进。最后，证券市场监管的低效率。在一个犯罪成本只有所得收益几万分之一的市场上，欺骗股东是最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你怎能期望经理人兢兢业业呢？正因为这种不彻底的改制和负面的制度环境，上市沦为圈钱亦就不难想象了。

　　笔者完全同意郎教授所说"政府行政命令应该首先退出市场。"其实，这句话已是老生常谈了。政府为什么就退不出来呢？根源仍在于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的迟缓。笔者赞同健全郎教授提出的激励机制和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重要性，但理论和事实表明，脱离了合理的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仅靠职业经理人制度是难以让国有企业脱困的。郎教授所鼓吹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不是创新，而是公司治理的一个基本环节。

　　在竞争性行业逐步实现"国退民进"是中央既定决策，也是国有企业改革、防止冰棍不断缩小的宏图大道，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我们不仅不能倒退，反而应该加快步伐，因为WTO留给我们的时间无多。我们反对猖獗瓜分国有资产的MBO，但绝不能因此而在产权改革的道路上知难而退。我们需要的是意志和智慧，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方法，以公开、透明、竞争的方式实现竞争性行业的"国退民进"！

　　作为享誉国际的公司治理专家，郎教授应该对产权理论和公司治理有深刻的洞察力。那么他为何还要提出国有企业应停止产权改革，靠职业经理人模式求发展的药方呢？

　　郎咸平教授，请珍惜你的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