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树志
提起“苏南无封建”这个话题，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会显得极为陌生。那是当年一段对我们今天仍有启迪的往事。
1950年，苏南地区正面临土地改革的前夕，宣传土地改革法，揭露封建土地制度罪恶
的攻势已经展开。土地改革法当然是根据北方“老解放区”的情况制定的，它的宗旨就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时候，一些苏南籍的知名学者凭借他们对苏南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纷纷在报刊上发表了“苏南无封建”论。当时的苏南，是指以上海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今日上海版图中的大部分都属于苏南专区)，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达，农村土地关系的变革十分明显，所以他们提出“苏南无封建”，希望政府能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结果可想而知，一场严厉的批判，使那些学者不得不纷纷在报刊上作了检讨。烟消云散后，苏南包括上海的土改当然和全国一样，“一刀切”了。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许多当事人已经作古，笔者重提旧事是想把 “苏南无封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探讨。中国是一个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以上海为中心的苏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它的确具有特殊性。苏南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不妨根据当时的官方资料，即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以及中共苏南区委土地改革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所提供的数据，稍加分析便可明了。
1950年，土地改革前对松江县新农乡的调查显示，各阶层土地所有的比率为：地主27.34%，富农20.77%中农39.44%，贫农11.91%。中农与贫农所有的土地占51.35%，如果加上富农的土地，这个比率高达72.12%，自耕农经济占有压倒优势。而且该乡地主所有的土地中的41.63%，是自耕田，平均每户出租土地仅37.62亩，可见是一些经营规模不大的小地主，大多是“城居地主”，以在城镇中经营工商业为主。
南汇、川沙、上海三县的情况更加明显。嘉定县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令人惊讶的事实，恐怕大大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权威的论断：“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情况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在工商业发达的苏南地区恰恰就不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上述论断是就全国而论。不错。但是为什么不能承认苏南的特殊性呢？令人不解的是，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的《江苏省农村调查》，为了不给“苏南无封建”提供依据，开卷第一篇《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明明知道上述数据，却置事实于不顾，仍然对苏南农村土地关系下了这样的结论：“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
其实，当时已经有学者分析了苏南地区出现“无封建”的原因：伴随着近代化的步伐，新兴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使得“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镇，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与工商业利润相比，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最富有者对购买田地已不感兴趣，地权的分散化趋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曹幸穗论文《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
这就是工商业发展带给农村的影响。更为内在的影响是，随着地权分散化趋势，田面权与田底权分离，“一田二主”现象日益普遍。也就是说，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所有权——田面权与田底权，以及两个所有权人——田面业主与田底业主，当时人称为“一田二主”。光绪《周庄镇志》写道：“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佃农或易，而田主亦不易。有时购田建公署，架民屋，而田价必田主与佃农两议而瓜分之，至少亦十分之四也。”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田面权拥有者佃农凭借其田面权，可以享有田价(土地价格)的40%至50%。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现象，标志着地主对土地控制力的削弱。这种新现象在民国时代愈加明显。
而这种情况在苏南是带有普遍性的。1930年代初，一份《苏州无锡常州三县租佃制度调查》指出，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在这些地区十分常见。其中写道：“所谓田底田面，同时因其所有主体不同，亦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前者归地主所有，后者归佃户所有。田底权固为产权之一种，田面权因有独立之价格，所有者可以自由买卖，故亦为产权之一种”。
学术研究应当尊重事实，只要给予合理的解释，人们是能够理解的。只要稍加考察就可以知道，苏南地区普遍存在的田面权，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农民出卖土地时，只卖田底不卖田面，虽然成为田底业主的佃户，但自身仍是田面业主；另一种是农民用高价从地主手中买得田面，其价格往往高于田底价。在这种情况下，田面权成为产权的一种，便不足为奇了。
上述这种情况，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所谓封建土地制度。这也许就是当年一些学者倡言“苏南无封建”的原因吧。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重提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在关注普遍性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地区的特殊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