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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按照中国的传统，储蓄是一种节俭的美德。对于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而言，高储蓄率意味着经常项目顺差(如果储蓄率减去投资率大于零)，后者又意味着净对外债权的增加。反之，低储蓄率则往往意味着经常项目逆差和净对外负债的上升。当今世界，美国堪称是最不节俭的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其国民储蓄率一直在下降，2004年达到了11.2%的低水平。相
对应地，美国经常项目持续出现逆差且逆差的规模越来越大，结果，美国目前的净对外债务余额超过了3万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债务国。相反，中国则可谓节俭的典范：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高于33%，2004年更是达到了44.5%的历史最高水平，也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表现在经常项目上，中国自1994年以来，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私人部门和官方持有的净对外债权余额因此不断扩大，2002年中国私人部门净对外债权余额据估计达到了4360亿美元，而官方外汇储备2004年已达6099亿美元。
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缺乏美德的不节俭行为进行了指责，认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反映了美国私人和公共部门低的不正常的储蓄倾向”，并且认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应通过刺激国内储蓄来解决”(引自罗纳德·麦金农和大野健一著：美元和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而顺差国的政府官员们则对美国靠他们国家的贷款维持着高消费和庞大的支出而感到愤愤不平。
然而，这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有没有想过，如果美国一下子节俭了，世界将会怎样？
我们知道，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因此世界总储蓄一定等于世界总投资。如果将世界经济分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两个部分，由于一国的经常项目恒等于国民储蓄减去国民投资，那么简单的推导便可知道：美国的经常项目与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一定互为相反数。因此如果美国变得节俭了，经常项目出现顺差，那么其他国家就必须变得不节俭，其经常项目就必须出现逆差。换句话说，美国不节俭和其他国家节俭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因此指责一个侧面而不指责另一个侧面是不正确的。
美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其国内产出占据全球经济总产出的34%，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2万亿美元的规模，并且每年还以4%左右的较高的速度在增长。每年如此巨大的产出，当然要有相对应的巨大需求，如果美国一下子变得节俭了，变得少消费了，例如美国的储蓄率由目前的11.2%，一下子上升到目前中国44.5%的水平，那么美国每年因此多出的3.996万亿美元的国内产出就必须依靠其他国家的需求，即美国3.996万亿美元的产品将出口到其他国家(这是净出口，如果美国同时还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话，其出口的数额还会更大)。当其他国家的需求大量转向美国产品的时候，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便会不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便会出现衰退，失业就会增加……，对于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东亚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因此，全世界，特别是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都应该感谢美国的不节俭。美国的不节俭正是美国对世界经济做出的贡献，正是履行了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责任。如果某一天，美国变得节俭了(经常项目出现顺差)，其他国家就必须变得不节俭(经常项目出现逆差)，那会是谁呢？是中国？还是日本？我们必须问问：中国、日本或其他哪个国家已经做好接替美国，承担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责任了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希望美国不要节俭，至少不要那么快地变得节俭！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受到跨时预算约束式的约束，即净对外债务(或资产)余额必须等于未来贸易余额流的现值，这意味着债务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最终必须靠将来的贸易顺差来支付，而不能永远靠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美国自然也不能例外。虽然美元作为关键国际货币的特殊性、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国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使得美国较普通国家能够将贸易顺差的实现推迟得更遥远些，但毕竟美国承担不节俭的责任也是有极限的。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6450亿美元(即2004年美国需要从其他国家净借入6450亿美元的资金)，经常项目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高达5%左右，对外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25%。显然，世界经济不能指望美国无限期地承担不节俭的重负。
为了避免美国债务危机的爆发和美元急剧贬值的硬着陆局面的出现，其他国家必须参与分担美国的不节俭责任。为此，国际政策协调是必要的(仅仅要求美国私人和政府减少开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那种认为汇率政策是一国的主权，与他国无关，不容他国干涉的主张是不正确的。在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一国的汇率政策会对他国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怎能说与他国无关？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国际汇率政策协调，各国只按自己的目标函数行事，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囚徒困境式的结局：自由贸易体系的崩溃和包括本国在内所有国家经济增长的放慢或经济陷入衰退。
注：本文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4月18日，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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