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还要迈过四道坎

　　——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教授李玲

　　时报专访 本报记者 刘树铎 程小旭 实 习 生 谢俊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却明显滞后，甚至有专家认为是倒退了。他们认为，近年来，国家推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积极探 寻一些新路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医患关系，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

　　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究竟进行的怎么样了？还面临什么样的难题？日前，记者就医疗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教授李玲。

　　医疗卫生须提升到国策高度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年时间，作为世界性的一个难题，医改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有的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失败的，甚至出现了应该推倒重来的说法，你认为中国的医疗体制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

　　李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虽然进行了几年，但政府的方向不明了，目标不明确，缺乏一个总体方案。是在一步步伴随着经济改革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摸索。在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往往采取针对某个问题而改，治标不治本，容易引发更多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政府必须把医疗卫生提升为国策，恢复到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行为。

　　医改一直进行，但是改来改去只局限在卫生部门，卫生部门的主体是国有医院。改来改去，矛盾焦点又集中在医院。医生也很冤枉，社会舆论对他们的压力非常大，医院的意见也非常大。

　　我国的医疗体制在1949年到1978年非常有效，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3岁，这是当时国际公认的奇迹。过去，政府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和医疗器材，医院的管理、医疗体制等各方面都为这个目标服务。当时的医疗体制，在农村就是三级医疗，赤脚医生给农村提供服务，城市也是有一个垂直的体系。但现在，改革之后过去的东西打破了，新的并没有建立起来，这和政府没有大力推动是有关系的。卫生事业的主管部门是卫生部，但卫生部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自主权，比如大量资源的投入，卫生部管不到财政那一块，管不到医保，也管不到药品。我觉得应该政府出面综合治理，单独靠医或者单独靠药都管不了。

　　过去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动，向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公共卫生充分发挥了以防为主的作用，在预防上做很多工作。医生当时拿固定工资，而且固定工资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思想觉悟比较高，这些都保证了在生活水准非常低的情况下，老百姓还是基本能得到合适的医疗服务。当时医生确实没有多少经济利益的考虑，现在我们改革以后，医院自己经营，国家投入下降，医院只能靠医疗服务和收入来维持日常的运行，再加上各方面利益上的追求，导致我们的医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医疗规则

　　中国经济时报：针对目前国内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你认为国家是否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监管？

　　李玲：国家应加强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合理的医疗体系和规则。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医疗体制改革一直在不断推进。很多跟医院和医疗相关的产品已经都市场化了，比如药品、保险、医疗器材；而医院还是受政府控制，政府还是希望国有医院继续为老百姓提供价廉物美的医疗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不尽如人意的是，所有运行的体制基本还是延续原来的体制，政府允许医院从药品收入里提留15％，还有一些特需服务、高科技的检查都是市场运作的。在这种体制下，一旦政府控制了医疗服务的价格，医院仅仅靠医疗服务维持生存是不够的，因为国家定的医疗服务价格是低于市场价格的，这样医院就会设法从药物和检查等方面赚取收入来补贴亏空，于是造成医疗资源非常无效率的利用。多开100元的药，医院就可以留下15元，但是这100元的药可能对病人作用很小。还有的医院，特别是大医院，买了ＣＴ、核磁共振等高科技检查设备之后就拼命赚钱，把钱赚回来。让病人有事没事都要上去照一下，加重了病人的负担。随着政府的放手，医院给自己找到两条主要财路——多卖药、多上高新设备。有的医生和医院尽力诱导患者用价格昂贵的高新仪器诊疗，结果，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因病致穷的例子也很多。总之，以药养医，以设备养医，加重了病人的负担。

　　医院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是说医生如果有激励机制，想多收费，他总可以办到，比如说普通的感冒，他可以说病毒性的感冒，费用就增加了。

　　卫生部医政司是管医院的，但是很多事情管不过来。国家要加强对国内医疗、医药行业的监管力度。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向国外多学习。比如说美国成立专门的药监局，有达6000人的庞大管理队伍来加强对国内医药行业的监管；中国有13亿人口，药监局人员编制却只有200人左右，难免造成监管不力。

　　把公共卫生投入纳入政绩考核指标

　　中国经济时报：医疗体制改革相当复杂，卫生主管部门为此“叫苦不迭”，因为这既涉及到了很多国家职能部门，也触及了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用千头万绪来形容并不过分，你怎样看待医改的艰巨性？

　　李玲：财政改革以后，地方医院都是靠地方政府的财政。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根本不是来搞医疗的，政绩来自ＧＤＰ增长多少，招商引资多少，建了多少路，盖了多少楼，能不投在医疗上就不投。政府应该改变政绩考核指标，例如，当地老百姓的生存环境，能不能享受到医疗，平均预期寿命，死亡率这些都应该成为考核指标，环境的质量、水的质量、公共卫生投入多少等等。印度1949年跟我国的国民总产值、人均收入差不多，但是没有像我们的政府那样大规模去推动公共卫生，走的是美国高尖端的路，所以最后导致70年代末印度的健康指数远低于中国，大概只有不到50岁的人均寿命，而我们到了68岁。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以及死亡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有一个不乐观的事实，从1978年到2001我们人均预期寿命只增长了3岁。

　　我们所面临的医疗体制问题实际是改革20年以来积累的问题，我们同样应该把医疗体制改革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来看。医疗不仅仅是提供服务，也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必须生活得更健康、更长久，这才是改革的目的。以前政府的思路是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以经济为主，追求经济增长作为惟一目标，实际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目的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政府如果把这个思路理顺了，就应该大力主导医疗改革。医院不是包袱，给老百姓提供服务，身体好了，人力资本才高。人力资本提高了，经济才能发展。经济发展，人民身体才好，这是一个良性发展。

　　积极开发医疗市场

　　摒弃甩包袱思想

　　中国经济时报：国家对卫生事业投入不足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引出了医疗机构市场化、国有医疗机构民营化的改革趋势，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卖医院的苗头，你怎样评价医疗机构的市场化和这种甩包袱的思想？

　　李玲：国内医疗产业市场前景广阔，政府应认识到开发医疗市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美国在很多经济学家的一致倡导下，医疗卫生服务成为代表西方潮流的一个支柱产业，还有生命科学、医疗器材，我们在这方面要迎头赶上。

　　医疗是科技含量最高的，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长点。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其实是无止境的，这一块有创新的空间。我们不能仅仅满足提供医疗服务，完全可以用医疗拉动整个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政府应该有很多政策相配套，大量靠国外的东西，不仅费用上承受不了，也压制了我们设备的更新换代，国家如果能投资研发，一旦做好了，收益是无穷的。如果政府在这方面能理顺的话，很多成本可以控制下来，很多医疗服务费用可以下降，可能很多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就自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