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灼基：中国股市与整个国民经济成了反晴雨表

　　名片

　　萧灼基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金融证券、涉外经济等。

　　重要观点：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分离

　　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商品经济是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方式

　　长期稳定物价的方针弊多利少，物价体系改革应把计划价格转变为市场价格，固定价格转变为浮动价格，行政机关集中定价转变为商品生产者自主定价

　　印象

　　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感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北大经济学博导——采访前，萧灼基的名字连着一串闪亮的头衔，明星式地存于记者印象中。

　　敢说话的人、会说话的人、勤于思考中国经济命运的人———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后，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形象刻入记者脑海。

　　昨(30)日，萧灼基作客本报，并接受记者专访。把脉股市前途、国企改革，探问非公有制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社会民生，妙语连珠，深入浅出。

　　毫不回避问题，“股市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不相适应……成了‘反晴雨表’”，“国企改革的速度不够快”。点拨切中肯綮，“要积极引进外资设立合资券商”，“必须为改革设立明确的时间表”。充满乐观与自信，“今后文化产业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我不相信中国股市会永远低迷”。

　　从美国谈到前苏联，从解放战争说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烈的责任感扑面而来。萧灼基呼吁要结合国情，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科学，“中国股市上很多豪言壮语是我讲的，我风光过，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我对股民检讨说对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了解不够……”坦率的语言赢得满堂掌声。

　　采访临近尾声，萧灼基殷切寄语本报年轻记者：“充满活力、严谨从业、不要炒作、以理服人。”一个学者严肃的治学态度不言自明。

　　热点四题

　　重新认识房地产市场

　　萧灼基认为，目前房价的确过高。过高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土地出让价格太高，二是房地产开发商利润太高，三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他认为，解决房地产市场目前价格过高的问题，关键要看政府。政府应降低土地出让费用，减少相关的各种税费。

　　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

　　萧灼基说，人民币如果升值，商品的美元价格将随人民币升值而提高，外商对华美元投资将随人民币的升值而缩水，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降低，许多商品的价格将发生波动。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会影响出口企业提高竞争力的积极性等等。同时由于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外资大量涌入，会助长企业的投资冲动。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中国目前银行的个人储蓄余额约12万亿元，储蓄总额中的80%为20%的家庭所拥有。萧灼基说，和谐社会应建立在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上。如何扩大这一阶层，他认为主要途径有四：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知识阶层和专业人士的报酬，鼓励一些专业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条件下从事一定的社会服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工资性收入的税率。萧灼基还说，在保护高收入者合法的高消费的同时，也要对特殊的高消费征收特殊税种。

　　四川企业家值得尊敬

　　萧灼基说，四川地处西部，与沿海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劣势，但四川企业家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西部首先搞现代化、搞高科技、搞非公有制经济，首先走向国际化，并且经营发展得很好。可以说，四川的高科技企业和沿海地区相比已相差无几。

　　国企改革何时到位

　　近年来，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交易问题引发诸多争论，国企改革的推进态度稍显谨慎。与同期的农村改革相比，国企改革进度还不够快。最近，萧灼基在多个场合大声疾呼：要为国企改革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误区：淡化、丑化、异化

　　国企改革快了还是慢了？路径是否恰当？萧灼基并不否认国企改革多年来取得重大成果，但他同时指出，当前改革还面临三大问题。

　　问题一：淡化。体改委变为体改办，再到发改委下属的体改司，抓改革的力度有所减弱。

　　问题二：丑化。社会上一些声音认为市场化就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更有人抨击说改革方案错误。

　　问题三：异化。改革的方向应是市场经济，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仍然把过去计划经济的做法当作改革措施。

　　“凡是积极主张改革的人，都应该对这些问题加以澄清和纠正，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积极推进改革。”萧灼基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时间表：1979年———2010年

　　作为国企改革理论研究的先行者，萧灼基对改革推进的速度有着独到见解。

　　“从1949年到1979年，我们用了30年时间来建立国有企业；从1979年到现在，用了26年时间来进行改革。那么现在怎么样呢？改革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因此，设定一个衡量改革到位情况的时间表，在萧灼基看来迫在眉睫。

　　要订立这个时间表，他认为必须明确改革的目标，“改革已经成为口头禅，但很多问题还是没有搞清楚。比如，改到什么程度算是到头了？”其次，要把国企改革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相结合，“究竟哪些该进哪些该退，怎么进怎么退？”他提出，要明确进与退的具体政策界限，分步骤制定国企改革目标，坚决予以推行。

　　萧灼基建议，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也就是到2010年使国企改革基本到位、战略调整基本退够。这个时间表可以顺延，但应该有这样一个计划，让社会、企业、职工心中有数。

　　标志：无等级、无官员、无特权

　　“国有企业有很多‘红顶’商人啊。企业是部级、副部级、厅级，企业管理者也成了部级、副部级、厅级干部。”对国有企业的“官本位”和政企不分现象，萧灼基摇头叹息。

　　他主张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把企业与机关、企业管理人员与官员区分开来。

　　2004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312亿元，比上年增长四成多。但萧灼基指出，这些利润的80%来自于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在一般竞争性行业，要打破垄断，让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即使在必须由国有资本主导的少数垄断行业，也要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合理定价，使企业的盈利水平与实际经营业绩挂钩。

　　把必须保留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三无”企业———无等级、无官员、无特权，这就是萧灼基眼里国企改革基本到位的标志。

　　最根本的是让股民赚钱

　　28日1183点；29日1195点……采访中，萧灼基谈到股市，一串串数字脱口而出。同近年来的宏观经济形势相背离，内地股市持续走低。这令有“萧股市”之称的萧灼基格外关注。

　　我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中国经济要发展，股市一定要发展。”

　　萧灼基坦言：他在股市上有风光的时候，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我对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了解还不够，我要向股民作检讨。”

　　萧灼基认为，去年出台的“国九条”非常好，真正体现了国家对股市的关心。他把它称作“积极的股市政策”。

　　“我们有三个积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的股市政策。唯独积极的股市政策没起好大作用。”他说，全国现在有70%—80%的股民被套，80%—90%的证券公司亏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五个不相适应

　　“持续低迷不正常。”萧灼基说，当前股市的反常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不相适应。国外把股市当作经济晴雨表，中国股市目前规模虽小，但也应该与经济增长走势基本一致。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快，股市下降快，成了“反晴雨表”。

　　二是与企业的经济效益不相适应。去年，各类企业的经济效益都有所提高，上市公司业绩也有所提高，但股市却在下降。

　　三是与国家的政策措施不相适应。国家的政策是要增加直接融资的力度，减少间接融资的力度。但这几年股票的融资力度下降，从12%下降到3%左右。

　　四是和周边的资本市场不相适应。香港股市有恢复，美国股市出现快速增长。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好，但股市的表现却不行。

　　五是跟中国对上市公司的规范不相适应。近年，证监部门对上市公司的规范做了很多工作，这理应使股市越来越好，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不可能“推倒重来”

　　针对“股市推倒重来”一说，萧灼基表示反对，“这不可能！推倒的损失谁来埋单，又怎么重来？”

　　“有人说美国的股市很规范，我说，你可以把美国那套模式移来，但你不可能把美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移来！”萧灼基感慨。美国GDP人均3万多美元，我们去年才1000多美元；美国资本市场搞了200多年了，中国才十几年；美国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完善，中国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美国机构投资者占最大比重，都很有实力，而中国还是散户占最大比重，机构投资者才刚刚建立。“条件差别那么大，怎么搬美国的模式？”

　　“有一种说法叫‘海龟上岸，土鳖滚蛋’，我就是‘土鳖’的饲养员。”萧灼基直言，国外好多先进的东西确实可以借鉴，但应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股市综合症”咋治

　　怎样治理目前的“股市综合症”？萧灼基提出若干建议。

　　重要的一条是更加大胆地让外资进入股市，以外促内。但引进外资规模要适当，监管要严格，降低进入门槛。既要敢于大胆引进，又不能让外资兴风作浪。

　　再有，政策的节奏要比较适当。整个股市扩容是必要的，但当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扩容过快就会形成供求比例失调。

　　第三，要增加机构投资。

　　还有一条，要给股民以信心，维护股民的利益，最根本的就是要让股民赚钱。希望传媒也多做鼓劲的工作。

　　非公经济五道坎

　　作为2004四川十大财经风云人物颁奖典礼的颁奖嘉宾，萧灼基对来自非公经济的企业家格外关注。给通威集团老总刘汉元颁奖时，他热情地拥抱获奖者，勉励有加。

　　利好：可进入的领域更宽了

　　虽地处内陆，却富有创造精神。萧灼基对四川在西部率先搞非公有制经济，且一直发展得非常好大加赞赏。他认为，随着各方面支持力度的逐渐加大，非公经济的发展环境愈加有利。

　　“比如，中央已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像发展公有制经济一样，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劳动、知识、管理、技术、资本都是生产要素，都应该得到报酬。”他说。

　　“特别是‘非公36条’的出台，除法律法规限制准入的以外，不仅垄断行业可以进入，而且国防工业都可以进入。”萧灼基认为，在市场准入、进出口贸易、交纳税费、批准土地、投融资等方面对非公经济实行国民待遇，对非公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障碍：仍有“另眼相看”

　　萧灼基对非公经济发展目前存在的障碍深表担忧。他将之归纳为五道坎———

　　理论上，一些人对非公经济还是另眼相看。

　　体制上，有很多规定是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比如上市公司，以前明确讲就是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为国企改革服务的。

　　法律上，虽然我们宪法规定保护私有财产，但有许多具体法律还没有修订，存在很多歧视非公经济的因素。

　　观念上，多年来形成非公经济低人一等的观念。比如银行贷款给公有制企业，亏损了或是携款逃跑了还有话可说，如果是非公有制企业，人家就会怀疑是否与之相勾结。

　　操作上，仍存在一些对非公经济的歧视。比如，如果是公有制企业欠非公有制企业的钱，法院判决了很难执行。如果非公有制企业欠公有制企业的钱，执行得就很坚决。

　　“这些问题不仅四川有，全国都存在。”萧灼基清醒而乐观：它们将会得到逐步解决。

　　文化产业发展惊人

　　文化产业已具备相当规模。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截至2003年底，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5.0%，实现增加值占GDP的3.1%。从就业总量而言，这一产业已超过批发和零售业；从经济总量而言，它与房地产业大体相当。四川的文化产业规模居西部首位，这一领域的改革和产业令人关注。

　　萧灼基坦陈，自己对文化产业发展没有专门研究。不过他认为，这个产业的发展惊人。

　　“我还有一个头衔———国家图书评奖委员会副主任……”萧笑谈，每年我国出版的书籍高达15万种，有些书好得不得了，让人爱不释手。没有足够数量的专家，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就不可能做到这样的规模。现在，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文化消费在公众消费中的比重都越来越大，今后文化产业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

　　他同时指出，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是经济效益的问题，文化产业还承担着为广大公众提供精神产品、提高公众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的功能。因此，也不能只用产业指标来衡量。

　　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萧灼基认为，目前，广大公众收入比较低，农村恩格尔系数占40%多，城市稍微低一些，但也有30%多,恩格尔系数大就会抑制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以，文化产业发展最基本的条件还是经济要发展，人民消费水平要提高。

　　本栏撰文　本报记者　谭江琦　黄志凌　范英　摄影　本报记者　衡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