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旧型工业化道路对中国有七种不良影响

　　本报记者　郝涛

　　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了要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作为主线，但由谁来调整经济结构和如何调整经济结构仍不明确。许多地方出现的由政府来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资金来支撑那些产值高、收入高的产业，这实际上还是走在一条老的工业化道路上。

　　今年是“十五”的最后一年，“十一五”计划也在加紧制定之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3月28日在第78期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作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专题演讲时指出，旧型工业化道路对中国经济带来七种不良影响。

　　吴敬琏指出，提高经济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资源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把资源集中起来发展重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了效率的提高”。

　　第二，放松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他指出，要素价格扭曲和政策向重化工业倾斜使不少企业放松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在这样一个政策环境下，一些企业可以没有压力地进行生产，从表面上看是赚钱的。但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是有害无益的。

　　第三，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经济的整体效益。本来我国的第三产业水平低，2001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33.6％，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45％的平均水平。而资源都被集中起来发展重工业，服务业得不到好的发展，必然影响经济的整体效益。

　　第四，导致资源耗竭。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搞资源密集型产业，各地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国内相对贫乏的自然资源支撑能力不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

　　第五，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高污染行业等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污染问题比较大，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第六，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他指出，目前我国有很严重的就业问题，农村有1—2亿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据统计，重化工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有限，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在新工业化阶段，服务业解决就业人数为300万人，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目前我国的许多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原因。

　　第七，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增长。靠大量投资支撑的高速GDP增长结果必然蕴涵着金融风险。“金融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中国目前金融体系市场化特别落后。”吴敬琏指出，2006年底我国银行业将会对外资全面开放，银行的竞争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到2015年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到时候取钱的人就会比存钱的人多，如果我们不能及早地处理这个问题，金融风险就可能在那时候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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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型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

　　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新、旧型的工业化道路的界定是什么？吴敬琏认为，所谓“新”具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相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间段而言，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就叫做新。第二重含义则带有时代气息，即十六大所讲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吴敬琏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增长模式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起飞”前经济发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阶段。第四阶段是信息化带动的经济增长阶段。四个阶段的增长模式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投入。第一次产业革命打开了新的发展前景，摆脱了土地限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的增长是靠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发展大机器工业。为了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就要有生产机器的机器，就要发展重工业。

　　但历史的发展表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增长主要不再靠投资，而是靠效率的提高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吴敬琏认为，新型的工业化道路首先应该定义为“有别于早期工业化的道路”。现代新型的经济增长就是依赖于效率提高的。50年代后，信息化成为效率提高的一个新的来源。

　　《市场报》 (2005年04月01日 第四版)